种水静而流深的信仰，它相信促进世界团结之诸力量有着非同寻常的品质，其影响范围远非制造争端之诸力量可比。争端是爆炸性的，但也是暂时的；和谐是缓慢上升的，但终将成为主旋律。
世界大战显然已使人们认识到各国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尽管威尔逊总统对国联的理想未能全然实现，随之发生的事件必然会使思想家们重新回顾某些著作，如诺曼?安吉尔（noran angell）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ion），费勒（fayle）的《大殖民》（the great settlent），以及凯因斯对凡尔赛和约的勇敢批判，最近甚至康德（kant）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也推出了新版。
最近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广义教育》（the wider aspects of education），其中收录了古奇博士（dr g p gooch）的数篇论文，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立场，指出各国家的不受限制的主权是“现代世界的诅咒”。他说，“一千年来，从圣奥古斯汀（st augte）到马基雅维利（achiavelli），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文化之统一的理念一直统治着欧洲。他们把欧洲称为基督教共和体（respublica christiana），并信奉文明人类之团结这一伟大理念。只是从约400年前开始，伟大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才提出国家主权的概念，赋予每个国家以至高无上的主权，只对自身负责，而不对其他国家负有任何义务，亦对人类社团不负有任何义务，并仅需向一个神圣统治者或内在神性指引致以礼仪性的敬意。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为英格兰的霍布斯（hobbes）和德意志的黑格尔（hegel）所继承，并成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政论家所信奉的既定原则。因此在过去四个世纪里，人类之灵魂便在世界公民的教义和纯粹世俗的民族政治之新教义间不断挣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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