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镇压胡惟庸集团的同时，凡被认为对明王朝有危险的文武大臣，都被罗织罪状，加上胡党的罪名，处以死刑。胡惟庸最初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之后，随着朱元璋翦除异己、镇压反对派的需要，又制造所谓通倭寇、叛逆等罪。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发展到曾串通李善长谋反，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胡案十年间，牵连被杀的公侯、大将、文臣达二十余人，合计杀了三万多人。成为明初第一大狱。
胡案以后，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并抄斩三族。平时和蓝玉关系密切的将臣，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这个案件共杀了一万五千人，把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除胡蓝两大狱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对某个开国功臣或赐死，或鞭死，或砍头。连替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徐达也没能幸免。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屠杀功臣最厉害的要算朱元璋，他杀功臣手段之狠，连他最崇拜的老乡刘邦也望尘莫及，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朱元璋数以万计地屠杀元勋宿将，冀图保证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制度，以维护未来嗣君。但由于功臣武将几乎被诛杀殆尽，因而军权已完全落在藩王之手，不久皇室内部矛盾表面化，终于爆发了“靖难之役”，建文帝无战功显赫的武将可资调遣，亦无老谋深算的文臣可用，最后城破自焚而亡。
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很多独创性的措施，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统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过贡献。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在于解放奴隶，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保护商业，繁荣了市场；在于严惩贪官污吏；在于不信符端，不求长生，讲究节俭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应该肯定的。但他的缺点也很多，这个曾被封建地主阶级视为“盗贼”的人，时时担心着江山巩固问题，故使他“忧危积心”。为此，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不断进行改造，大肆屠杀功臣。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必定是封建君王们奉行的不可告人的秘诀。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犯下滔天大罪。如果你是领导者，功成名就之时，切不可效仿古代帝王。须知，没有那些功臣，就没有你的功名。
富人与穷人皆要依靠
在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种税，即火耗，即是耗羡，明朝时就存在，它是指在正常征收钱粮赋税的基础上，另外再加收一定比例的银两，类似今日的附加税。征收火耗的权力归地方当局，支配也归地方，比例各地不一，有轻有重，发展到后来是只多不少，愈来愈重。
低俸禄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决定了地方官僚们必然在火耗上打算盘，以此弥补官府巨大的花销及维持官员的糜烂生活。吏治随火耗的不断增多而日益败坏。
康熙在十七年时，曾下令不许地方征收火耗，并信誓旦旦地以“革职”做威胁。
但当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说，如果官员不征收火耗的话，那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康熙听后又大发怜悯之心，表示同意征收。
康熙既然不能全力取缔火耗，又在名义上禁止征收。这种半推半就的法律状态，决定了下级官僚只会是得寸进尺、滥征不已。
因为火耗关乎官僚个人腰包，自然征收起来要积极主动，兴趣盎然。由此，官员们对国家钱粮的征收就不甚积极了。
发展到后来，地方甚至把收来的钱粮私自挪作它用，不上交国库。
如此下去，注定是肥了地方官员，而穷了国家。国库空虚，甚至于入不敷出。
康熙除了不时对天下小民减税，以表皇恩浩荡的善举之外，对富户绅衿也是多加照顾，恩爱有加。
大概康熙是相信“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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