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瓦格纳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声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纪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纪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儿吸引力。他们既不理会群众，群众也不理会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利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依傍。这株体态起娜的蔓藤似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起家，这些宦官包围了。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余年来大吹大擂的捧瓦格纳，贝多芬，巴赫，德彪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从的时髦，影响只及于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
克利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这种情形是到处一样的，真正的音乐家在德国也不见得更多，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成万毫无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真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智的孤高虔敬之士。这类人物，他在法国见到没有呢不论是作曲家或批评家，最优秀的都是远离尘嚣而在静默之中工作的，例如法朗克，例如现代一般最有天分的人；多少艺术家过着没世无闻的生活，让以后的新闻记者争着以最先发见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为荣；还有少数勤奋的学者，毫无野心，不求名利，一点一滴的把法兰西过去的伟大发掘出来；另外一批则是献身于音乐教育，为法兰西未来的光荣奠定基础。其中有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性灵的丰富，胸襟的阔大，兴趣的广博，一定能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要是认识他们的话。但他无意之间只瞧见了二三个这种人物，而他所了解的，见到的，又是他们被人改头换面的思想。克利斯朵夫只看到作者的缺点，被那些摹仿的人和新闻界的掮客抄袭而夸大的缺点。
克利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时，就把那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它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唤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它把字母当作书本。克利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分。象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利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利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瓦格纳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作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
“这就证明，”克利斯朵夫不耐烦的回答说，“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阕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辞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片妙的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啊你们这些糊涂蛋”
克利斯朵夫所着恼的不单是某种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清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教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利斯朵夫跟穆索尔斯基1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儿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的2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
1穆索尔斯基18391881，创立近代俄国乐派的五大家之一。
2阿玛仲纳相传为古希腊时代居于小亚细亚的女性部落，以好战著称。
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曲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象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
于是，克利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
象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导一个父亲和十五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十二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的新闻。第五天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
“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
“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
克利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
高恩笑倒了，说：“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罢。”
他给克利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酵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1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重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象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的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史地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
1耶稣会派是基督旧教的一个宗派，由西班牙人雷育拉于十六世纪时创立，以排斥异端，对抗宗教革命为主旨。十七世纪时在法国政治上一度极有势力。
可悲的是，一般笃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象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的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猥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的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教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三十铜子而出卖艺术
“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所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
“不能。”
“你这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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