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第一卷]
第15节 十五 女知青没办法，让男大夫做内诊。
十五 女知青没办法，让男大夫做内诊。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收获给山里人带来欢乐。忙过秋收，社员和知青都有了清闲，我却紧张起来，直觉告诉我，有可能怀上吉福祥的孩子。
吉福祥在二百公里外的工地修水库，工期长，年根底才能回来，我感到没有依靠，满腹的苦水也倒不出来。
山里的冬天来得早，我过早地感到寒冷。火炕没人掏，不通顺，灶坑点火，满炕冒烟，炕不热，把人呛得半死。窗户没人修，夜风袭来，我们几个女知青都当了“团长”。
吉大娘让我搬到她家住，我婉言谢绝。吉大娘给我送来羊皮垫子，我又送了回去。
不是我不领情，是我尽量避免流言蜚语。已经有了闲话，说我见别人回城找主着了急，忍不住寂寞，和坐地户“老倒子”谈恋爱。
女知青在农村搞对象，是回城的最大障碍，要是和坐地户搞，基本就没有回城的希望了。
我要回城，我要努力表现，我要用实际行动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
当然，这种表现是违心的，很虚伪，现实逼我那样做。
吉大娘理解我的苦衷，又从家里拿来一条垫子给丁素琴，嘱咐我注意着凉，家里有差样的，她是偷着送给我。
刚到立冬，青年点里的水盆结了冰，一些不抗冻的知青回城躲避寒冷，我不能回。
家里的定量不够吃，多了我这张嘴，都得跟着挨饿。我到乡下四年多，只是过春节回家，每次最多待上半个月，也想多待几天，父亲会不情愿地赶我走。
我在队里出工多，并不是仅图不值钱的工分，图的是给家里省钱省粮票。最基本的，是努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是响应号召的体现。我和丁素琴都是老知青，三道沟再有回城指标，备不住能轮到我。
有了丁素琴作伴，我答应暂住吉大娘家，吉福祥修水库回不来，住着也方便。
住到吉大娘家的第二天，我打算去县城。
县城离紫花沟村有四十公里的路程，每天有一班车路过三道沟。要想去县城办事或者买点儿零用品，打个来回，一般情况下需两天。
吉大娘好像猜到我去县城的目的，她忧虑地对我说：“县城远，要住宿的，你找和你关系好的男同学一起去，千万别有闪失。”
找个关系好的男同学一起去，这是话里有话，也是对我关心，而我又不能把实情暴露，便坚持自己去。
吉大娘问：“能让素琴陪你去吗？”
我也想过让丁素琴陪我去县城，认真思考后被否定，因为怕走漏风声。做坠胎就证明有了不洁的行为，名声不好，会影响回城，还会当成不值钱的骚女人被歧视。我知道丁素琴会替我保密，能保证在以后的回城竞争中不会产生纠纷吗？我对吉大娘说：“县城有火车站，我晚上蹲票房子，用不着多花车票用人陪着。”
吉大娘意味深长地说：“像你这样秀气的女孩子，要处处小心，一失足则千古恨啊！”
我自己去了县医院。
县医院的妇科大夫是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长得凶，态度蛮横。他问我：“是姑娘还是媳妇？”
在农村，大姑娘怀孕是非常可耻的，但我还有侥幸心理，小声说：“我是姑娘。”
“姑娘来这干啥？这是妇科，不治头疼脑热。”
我说：“我不是头疼耐热，我想检查……”
大夫瞪起眼睛问：“检查啥？”
我心想：“你这是妇科，该检查就检查啥呗。”
这话，我又不敢说。
大夫从上往下把我看一遍，说话的态度很不好：“再有这事，让你妈陪你来。 过来的人都懂，妇科检查要内诊。你是姑娘，不得破坏那个。”
到县城妇科看病的人真不少，男大夫又要招呼下一个。我着急，便哭着哀求：“大夫，内诊就内诊，我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你就给我检查吧！”
大夫用疑惑的目光看我，待搭不理地问：“这是第几胎了？”
我非常不满大夫的问话，又不敢表示出来，便低声说：“您还没检查，咋知道怀孕？”
“不是怀孕，你来这干啥？”大夫指着门口说：“你出去看一看，牌子上写得明白。”
我打马虎眼：“大夫，我不认字。”
大夫用凶眼看我，大声问：“你是知青吧？”
问的突然，我顺口说“是”。
大夫的凶脸更加严峻：“不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不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图一时好受，造成严重后果，对吗？”
我明知大夫说的不对，也不愿承受侮辱，但是没办法，只好点头。
大夫说：“要是大队干部造成的，可以到公社举报他，你为革命事业立了功，公社会派人带你来我这做流产。要是你们知青间的产物，回你们城里去解决。到我这坠胎的，都是生过孩子的妇女。”
到了这种地步，我真想大哭一场，强忍着对大夫说：“我来检查，并不是怀孕。”
大夫问：“你有妇科病吗？”
我没有妇科病，但我只能这样说：“我不知道有没有。”
大夫故作惊讶：“不知道来检查，这是啥毛病？”
我不语。
大夫严肃地说：“你来检查，必须说明白，我才能处理。”
我说出的声音很小：“不来例假，我怕怀孕，来这检查。”
大夫的话很专业：“不来例假，有多种原因，只要你没和男人干那个，男人的精子就不会和你身体里的卵子相结合，用不着怕怀孕。”
被逼无奈，我只好如实相告：“我是和男人干过那种事。”
“你看看你，是这回事吧！”大夫给我上政治课：“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一个人难免犯错误，可贵的是勇于改正错误。可是你的错误很严重，要改正，必须付出代价的。”
我仿佛在绝路上看到希望，流着泪说：“求您给我检查，真的怀孕，今天就给我做了。我还要回队里好好表现，争取早回城。”
大夫瞅着我问：“你想瞒着村里人？”
我点点头。
大夫的凶相换成温和，他用同情的语气说：“你们知青，嘴说着扎根农村干革命，其实呢，都想着回城，各种原因吧，女知青怀孕，求我坠胎的不在少数。我理解你的心情，你也该理解大夫，坠胎是不能随便做的，这是上级的规定。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组织原则，不服从，犯的是政治错误。政治错误不得了，你们红卫兵不是给一些人戴高帽吗？就是那些人犯了政治错误。戴高帽是轻的，我们老院长犯了政治错误，被造反派打死了。”
这位大夫不热心接诊，闲话倒不少，我觉得，红卫兵打倒技术权威时不该漏掉他，也许他压根儿就没有技术。
大夫向我解释：“别嫌我唠叨，是把问题解开，把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你是来做流产的，我是做流产的大夫，从表面看，是对立关系，实质上，都是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要通过组织来解决。孕妇要做掉肚子里的孩子，必须由组织出面。当然，有结婚证明，由丈夫陪着也是可以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还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托关系走后门，如果我们院领导批条子，啥事都能办。”大夫还说：“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主张走后门，我说了这话，首先向你检讨。但是，你该知道，这是帮你排忧解难。做为大夫，我也就这点能水儿，你也别在这纠缠，回去想办法吧！”
我没有办法，只好回到山里硬挺着。肚子里的生命不准许我挺，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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