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当了红卫兵，都成了铁石心肠，把一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活活地折磨死了。”
丁素琴说：“都是那些王八羔子被权利操纵，干了丧尽天良的事。大伏天，用八号铁丝把整个人捆住，嫌两只手使不上劲儿捆得不紧，骑上七八个红卫兵，用铁钳子拧，捆得像死猪一样，放在太阳地儿暴晒，还有说法，叫牛鬼蛇神最怕阳光。哪有不怕的，那么壮的大男人咽下了窝囊气。”
“你也不能骂别人是王八羔子。”我心情沉重地说：“也该想想我们自己，当初，咱们都批判过张老师。”
丁素琴说：“批判老师，所有的红卫兵都做过，张老师是被男红卫兵整死的，咱们女同学都没动手。”
我说：“张老师不像现在学校混事的，不是吧叽当官就是讲究钱。张老师治学严谨，公而忘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批判他，我们心里有愧啊！”
“最有愧的应该是你！”丁素琴还在攻击我：“你是班上学校尖子，张老师常拿你的作文当范文。还有水莲，同学们说张老师对你俩单槽饲养。”
是啊！因为我的语文成绩好，张老师说我有前途，对我花费的心血更多。然而，我以“单槽饲养”为题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从那时起，张老师陷入逆境，再也没有挣脱出来。
丁素琴说：“水莲就鬼道，动员她批判张老师，她只会流泪抹鼻涕，当了逍遥派，没得到政治光环，少了很多谴责。”
水莲不是鬼道，而是胆小，她见不得打打杀杀，更见不到迫害他人，然而，她自己却被害得不浅。我呢？因为那篇批判稿子上了学校的《红卫兵战报》，一时间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随之被树为“革命干将”，带头大串联，又带头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金光大道。
我对丁素琴说：“我有两个事不能释怀，一个是欠吉大娘的情，一个是对张老师的愧。”
“你咋想起说这话？”
“我总觉得张老师的死与我有关。”
“不是的。”丁素琴替我解脱：“是张老师说了该死的话，逃不过劫难的。”
让张老师“该死”的言论，就是他说过大鼻子扑拉毛斯咱中国妇女。还有加重情节，是中国军人不敢管大鼻子。
在我记事时，把大鼻子称作苏联老大哥，我的大姐姐们，无不以巴结上高个子蓝眼睛的“大哥”为无上光荣。因此，聪明的中国人玩儿起了“健忘”把戏，把不堪回首的苏联军人强奸中国妇女等事情统统抹掉。搞宣传的文人更是聪明过人，他们把普遍现象变成个例，说强奸中国妇女的坏蛋是被苏联老大哥镇压的白军。后来苏联修正，老大哥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昔日中国姑娘的追求者成了阶级敌人，然而，大鼻子“扑拉毛斯”的话并没有解禁，张老师也是无意中说出来，他在无意中把自己送进了阎王殿。
我常常扪心自问：“当初不写那篇批判文章，张老师会死吗？”
回答是肯定的：“是死路，谁也走不活。”我还解脱自己：“批判稿里并没有提这样严重的话题啊！”
我问丁素琴：“我当初不写批判文章，能走到今天的地步吗？”
丁素琴回答不了，她说：“你说红颜是祸水，细琢磨，还真有些道理。”
我想听听丁素琴对“红颜祸水”的理解。
丁素琴说：“你说咱三个人，数水莲最漂亮，也数她活的最惨。没工作，没有好名声，不好找主，嫁了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这男人还给她气受。”
我同情水莲，更恨长下巴，对丁素琴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长下巴和秃头绝没有好结果！”
丁素琴瞥着我说：“我可不信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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