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和地方为官的士大夫本身就是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大地主和庄园主。这样的家庭在儿子自上学年龄起就让其在私塾或官学接受正规教育，然后透过察举，或者孝廉等等方式，进入官场做官。在当官的时候，他们当然也就竭力扩大家族的影响力，给家族积累各种资源。
而到了他们退休离任之后，他们又重返乡里，一边继续着地主的生涯，一边发挥余热，调解乡里纠纷，维护地方治安，协助在任官员的工作。士绅与乡土的二重身份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耕读世家说的就是这群人。
从教育背景来，士绅们一方面接受过国家的正统教育，儒家伦理、纲教伦常深入其心；另一方面从小生活在乡间，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乡规民约十分熟悉，往往在二者有矛盾时采用一种园融、通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使其既不违反大传统，具有大传统的合法性，也不有悖于小传统，具有小传统的合理性。
多少年来，楚瑜走南闯北看到的效果足够证明这样的有效性。从实际作用看，士绅在解决纠纷、祭祀仪典等重要活动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乡村之每逢婚丧嫁娶、祭祖拜神、二造纠纷等事，村长、里正往往会请有名望的乡绅主持其事，因为后者见识多、德望高，能让乡民信服。
可见，自古而来知识分子即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起着协调和纽带的作用。现代化以后，随着政权的下乡和教育资源向城市的聚集，士绅治国的局面被打破了，知识分子大量聚集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也更多地被吸纳进正式的国家体制之,而脱离了“乡土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在参与新的国家大传统的形成，而忽视了在现今城乡二元的格局下仍旧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活的农村地区的小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和抵制力量。“送法下乡”、“字下乡”固然重要，在具体的事件运用良知和理性解决社会冲突，促进和谐发展同样重要。这就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有时放下笔，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切身感受社会症结所在，找到解决问题得合适方法。
古语有云，人生在世有三大事，谓之立德、立功、立言，其以立德为首。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立言是“利在千秋”，即著书立作，流传后世；立功则是“功在当代”，即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特别是社会重大事件的解决去，运用自己的良知和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实现社会正义；立德则是上述二方面的结合，通过研究学问和践行学问提升自己的品格，为社会树立正面的榜样。可叹的是，我们的一部分学者，都只专注于立言，或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搞一些玄之誉的知识，或是在笔头“指点江山、激扬字”，而忽视了立功，故而也不能立德，其知识品格必然是不完满的。
立言和立功，其实可以大体类比于韦伯所说的“学术与政治”。在《以学术为业》，韦伯塑造了一个职业学者形象，竭力将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从科学研究“除魅”，塑造知识分子的清明品质。在《以政治为业》，韦伯则立足于世俗的现实政治，呼唤领袖民主制下职业政治家的诞生。表面上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两幅截然相对的肖像合成到一个人身上。但正是知识分子这内在难以消弭的张力构成了知识分子的本质和使命。“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源于俄，指称19世纪俄国那些具备一定西方知识背景同时又具有一定社会批判意识的独立群体。学术追求和批判人格是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性。学术追求关乎个人的学术志趣，其目的在于求真，本质上是私域的行为。而批判人格则和社会背景紧密关联，是对公域的介入，其目的在于求善，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公共关怀。可见，学术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其并非如韦伯描述的那样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和存在内在紧张的二个事物，相反，二者在一起构成了知识分子完整的人格和知识品格。而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与深切的人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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