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烟火（2）
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在《徐志摩年谱》中这样写道：“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离婚）……后以小误会，两人（指徐、林）暂告不欢。”尽管徐志摩和张幼仪是包办婚姻，但彼时的张幼仪已怀有身孕，不管徐志摩言辞怎样冠冕堂皇，都说不过去。远在国内的梁启超闻知此事，大为惊诧，他写信给徐志摩，劝他打消离婚念头：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荡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
梁启超以朋友的身份，设身处地地从徐志摩的立场出发，为其考虑。但他的这番肺腑之言，终是未能打动心意已决的徐志摩，他给恩师梁启超回信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此，夫岂得至而然哉？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徐志摩的这句爱情宣言，讲得深切痛婉，亦讲得惊天动地。在他眼里，他和张幼仪的婚姻是封建包办，两人缺乏共同语言，根本没有感情，与其这样苟且过活，还不如来个彻底痛快的了断。他要以“革命的精神”打破这种“封建包办”。孤立无援的张幼仪，只好给自己的哥哥——当时还德国留学的张君劢去了一封信，张君劢收到妹妹的信后，大为悲痛，他在回信中写道：“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
1922年2月，张幼仪在柏林生下次子德生（又名彼得），3月，由吴经熊、金岳霖作证，两人正式离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例离婚案。徐志摩以为，从此他便可以追寻到自己想要的自由和幸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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