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是秦相李斯在腰斩前，对一齐俯首就刑，一齐奔赴黄泉的儿子所说的一句有名的话。
死在当头，能有心思说出这番言语者，非常人也。
我总觉得古人在有些方面，要比今人强些。至少，这种赴死的慷慨，这种生死不计的从容，这种坦对死神的勇气，后来的中国人，除了那些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党人外，恐怕再难找到类似李斯这样死无足惧的汉子了。
至于芸芸众生，大都按蝼蚁尚且惜命的哲学，贪生畏死地苟活着，只有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去法场的路上，对着围观的人群，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声：“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但很快，这位流氓无产者的懵懂之声，也成绝响。至于嗣后的文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碰上这种场面，天哪！那表现实在相当泄气；可以写无数遍磕头告饶的检讨，但像秋瑾女士那“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再无人敢有勇气诌出一句半句来。
于是，我觉得李斯死前对儿子说出“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举动。
李斯相秦，厥功甚巨。应该这样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同样，嬴政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是这位相爷出的坏主意所招来的。所以，李斯这个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譬如死前扯这两句闲淡，也正是他不同凡响的地方。
马上就要行刑了，刽子手已经将那把磨得雪亮的大片儿刀，擎在手中，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就要将他拦腰截断，一分为二。他却有功夫，有闲心，与马上也将人头落地的儿子，侃侃然谈起陈年往事：“小二子，你还记得嘛，那时候，我领着你们哥儿几个，牵着一串黄犬，出上蔡东门去猎兔的情景么？看来，这样的闲情逸致，大概是不可再得了。”
这种对于死亡的不动声色，说是视死如归，可以；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黑色幽默、生命最后的调侃，都未尝不可。然而，他以这种狂狷的外在方式，说出这番话语，我认为是这位走出上蔡的河南汉子，对其追逐权力的终身选择，所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全面否定。
古代知识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点五，对于权力场有着异常的亲和力。近代的知识分子是否也如此这般，不敢妄说，但我认识的一些作家、诗人、理论家，和什么也不是的混迹于文坛的人物，那强烈的权癖，那沉重的官瘾，也不让古人。这倒不是孔夫子“学而优则仕”的金科玉律所影响，所诱使，而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从一开始读书识字，便要出人头地的基因在作祟。正是这种基因，才产生谋取权力，和崇拜权力的冲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阿谀奉承，磕头巴结，膝行匐伏，诚惶诚恐的奴才相，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削尖脑袋，抢班夺权的恶棍相，失去顶子，如丧考妣，致仕回家，痛苦万分的无赖相。一个文人，倘若耽迷于权力场中，自以为得意，就少不了这三相。
李斯直到腰斩这一刻，才悟道，才明白，为时已晚。如果一直纵狗猎兔至此，在老家上蔡啃干馍，喝糊糊，听小曲，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眼看着法场上像砍玉米秸秆似的，倒下一排排子女亲属的尸首。
他杀了一辈子人，如今，轮到他被人杀，这滋味不好受。
司马迁在《李斯列传》的结尾处，写到了这次残酷屠杀。“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所谓“三族”，按《后汉书杨终传》“秦政酷烈，违牾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李贤注释，应该是“父族，母族，妻族”。这时，他明白为他权力狂人的一生，要付出多少代价。至少，好几百条性命，受其株连，与其父子同时同地遭到屠灭。
这位法家（按“文革”时的封号），当他为秦始皇的铁杆屠夫时，在骊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此刻，身边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场面，大概唤醒了他早已泯灭的人性，这位秦国丞相，《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不由得为这个残酷暴虐的政府痛心疾首。就以指鹿为马的赵高对他的处置而言，人，只有一死，施以五刑（黥、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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