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忍耐，在精神山麻痹人们，因而统治阶层将其作为思想上统治人民的工具。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各期统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宣扬佛学。
（二）这一时期中原大地狼烟四起、天下频繁易主使得统治者对自己的通知前景信心不足，他们便用佛学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来麻痹自己他们从事佛学研究和著述如人称“菩萨皇帝”的梁武帝萧衍继位后下诏舍弃原来信奉的道教改信佛教并劝群臣谓：“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9]其在位期间优待僧人下令编纂佛学典籍。自己过着在家居士的生活并从事佛学研究著述和讲经，著成了《立身成佛义记》，此外历史上还有梁武帝四次舍生出家的说法。统治者由于自我麻痹的需要及嗜好而提倡宣扬佛学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这一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重视全国各地大肆地修建佛寺佛像等，在经济生活方面佛门也有优厚的政策如北魏年间僧人享受“僧袛粟”等政策这使得僧人的生活明显好于一般人，百姓为了逃避地租而滥充僧人，使得这一时期的僧侣如雨后的春笋般在全国多起来。三、西域高僧的大力宣扬这一时期前后西域高僧佛图澄鸠摩罗什、真谛等人先后来到中土从各方面宣扬佛学。西域高僧佛图澄西晋末年来到洛阳。当时后赵石勒当权，大肆杀戮百姓苦不堪言佛图澄设法接近石勒后谏其曰：“夫王者德化制于宇内，则回灵表瑞，政弊道清，则慧索见于上，恒象著见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上之明诚”[10]劝石勒接受佛法中善的思想减少杀戮佛图澄在临灭渡之际还在劝诫石勒之后的当权者石虎曰：“今意无尽者，以国家心存真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学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体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纬圣典幽皆法诫，不自惩革终无福佑若降心易虑，次下民则围祚延长道俗庆赖毙命就尽设无遗恨”[11]佛图澄宣扬的佛法神异力量为规约帝王王公贵族的行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弟子道安法师及再传弟子慧远法师开创了中国佛教中的净土宗，为佛学的弘扬起了巨大作用。后秦弘始三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在后秦王的支持下翻译佛经、传法。先后翻译佛经多部，翻译的佛经语言流畅广为流传，其中《摩诃磐若经》、《维摩诘经》、《大智度法》等对中国佛教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起了极大的影响[12]。鸠摩罗什导致后秦创立了僧尼管理机构、设置僧管这位后市所效仿鸠摩罗什的弟子及听发弟子多大数千人他们分布全国各地宣扬佛法对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的兴起及学派兴起有直接作用。此外这一时期来中国的西域高僧还有真谛、竺道生他们的到来时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学研究蔚然成风。出僧侣外帝王士大夫也参与研究或编述著作或聚众讲说佛经。在这种情形兴起了涅磐、诚实、地论、三论、摄论及楞伽、法华等诸多学派活跃于中国大地上。
四、佛教自身的发展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僧人不断翻译印度传入的佛法宪章戒律条例。南北朝时期的高僧道安总结出了“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13]的僧团戒律规范“三例”使得僧人的行为规范化。他还规定出家人全部以释为姓改变了以前沙门跟师父姓的习惯，使得天下佛门同一姓。慧远大师在《沙门祖服论》和《沙门不散王者论》等著作中规定了佛教的礼仪。梁武帝下令天下僧人一律素食……这些规定的出现使得我国佛教由西汉末年传入的只言片语不断得到充实，到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一个体系。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南北朝时期佛教之所以在我国得到空前的发展，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战事频繁而统治阶层因为一些原因而大力倡导佛学加之西域高僧到中土的大力宣扬及佛教自身的发展。正是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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