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着苦难，享受苟活的余生。也有一些人则明确宣布以前的理想为虚妄，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加入整人治人的行列。几种结果都很顺理成章，即使最后一种选择也情有可原。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选择了一条超迈绝俗、彻底体现人类尊严的道路：继续写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苦难，同时张扬为真、善、美而活，为自由和正义而活的光辉理想。这需要何等的胸襟，需要何等的勇气，为一切怯懦者如我辈凡人所难以想像。
太史公司马迁依然望向历史，不过，他的眼光已更为深邃沉痛，他的胸襟已更为宽大弘远，他的情感已更为抑郁奋烈。他打通了世上庙堂与牢狱的界限，他也学会了用更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同时更加推崇特立独行、惟义是依的精神与气质。所以他的《史记》违背了古圣人制定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准则，而以独特的面目行之于世。如他单传苏秦、张仪，洋洋一万多字，篇幅大得异乎寻常，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对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坐谈封土、立取富贵的书生明确予以赞赏。同时他又将首阳山上怀思故国、抗议暴力、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立为列传之首，敬仰清士之情溢于言表。他曾专辟《货殖列传》，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一些大企业家的发家事迹，同时明白地批评说：那些浅陋小儒，既“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直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但他同时又辟《游侠列传》，歌颂那些“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且“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士，推崇他们能不随世俗浮沉，敢为世所共弃之人开一生路。两种根本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此水乳交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正说明了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难以企及之处。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和《史记》竟然是那样地难以替代。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两个文明即印度和古希腊文明一样发生了可称为“轴心期”的历史性突破，自由的气氛促开了百花的怒放，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帝国则为自由泛滥的水流作了严整的规范。没有这种严整的规范，中华文明很可能已如清澈的雪水消失于干涸的沙漠。但如果没有逸出规范以外的司马迁和《史记》，中华文明将必定没有内在的活力而暮气沉沉、死水一潭。一个健全的社会永远需要这种内在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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