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诛杀，这帮人在临死前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贺即位时已有十六七岁，又当过诸侯王，手下有一批谋臣死士，可能想摆脱霍光专政的局面。霍光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先发制人，所以有人便直指霍光为野心家和阴谋家，只不过是掩饰得较好罢了。
今日距西汉昭宣已2100余年，评论霍光如果只求之于史籍，确实难明。实际上，就是东汉班固作《汉书》时，所依据的材料也有可能被前人篡改过，班固只能根据说法不同的各种材料，折衷实录。后人对霍光各执一词，也都有其根据，并无确凿的铁证一定支持某方。
不过我们既然谈了这个题目，即使史料多阙，也不妨先撇开霍光而从别的角度借以观察。众所周知，文景时期主要信奉黄老无为之学，自从武帝即位，则马上褒扬儒家思想，以皇帝为天下至尊，刘彻一生便为建立统治一事费尽心力。我们前面说到无爵丞相和董仲舒等人时多有涉及，此处也不必详说。总而言之，经过武帝的努力，时人对中央强权已经习以为常，而以武帝办事的气魄和手段，比如杀母立子一事，也足以让人深深叹服而无从生出二心。昭帝一朝，承接武帝遗制，又遵循武帝晚年撙节爱民的政策，一时化解了诸多社会矛盾，人心翕然从之，中央权威的稳固则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重臣，都不可能撇开中央权威而另搞一套。相反，只有在中央政权的旗帜下，自己的想法才有可能推行。如此说来，极端地看，即使霍光真是一个野心家，也不可能做出太过分的举动，他甚至不可能产生太过分的念头，因为任何思想也不过是现实条件的产物。只有当中央政权威信丧尽、掌权者又无德无能时，乱臣贼子才会应运而生。所以曹操一生不管如何克己，由于汉献帝的无能和东汉中央权威的丧失，便不能不产生过分的念头。《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丑化，是广大读者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反应。如此，反过来看，霍光本人即使真有野心，也不得不采取谨慎恭敬的姿态，而终生保持谨慎恭敬，自然也就遏制了他产生太非分的念头。所以，霍光只能是霍光，而不是篡位的王莽。历史人物的行为常常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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