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那个山村后，我们一起来的这些城市青年被分别安排在农户的家里。我去的那家农户是一个孤儿寡母的农户，儿子叫朱留根，母亲叫翟木花，我管她叫翟大娘。晚上和这家农户的母亲住在一个屋里，翟大娘的儿子住另一间屋子。
翟大娘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嫁给男人没多久，男人便被抓了壮丁被带走，留下她和肚子里孩子。翟大娘没有改嫁，她一直盼着被抓了壮丁的男人能够回来，但是直到解放了，也没见她男人回来。有人说她男人在战场上被打死了，也有人说她男人去了台湾，但无论是那种说法都不是确切的消息。
十六岁的我已经出落的亭亭玉立，一米六九的高挑身材有模有样。有人说我长的最像母亲，母亲在我眼里是美的，我想既然我像母亲，那么我也是美的。在家庭没有出现变故的时候，我一直是在别人羡慕的眼神中生活的。班里的那些男同学有事没事都爱往我身上偷偷的看，私下里他们称我班花。
翟大娘从第一眼看见我就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的对待我，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是我觉得她的热情明显带着目的性的虚假。当然这种目的性一开始我是不知道，这是在和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觉的。
我不想把自己生活的那个村子说的多么惨淡，或者充满淫秽龌龊，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村长是一个瘦瘪的老头，头顶山戴着一顶蓝色的解放帽，极具那个时代的特点。嘴里始终叼着白色的没有过滤嘴的白色的烟卷，那些烟卷多半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些青年给他上供的。
村长姓赖，叫赖世昌。他没有多少文化，据说他的那些文化都是当时办扫盲班时文化教员叫的。他能够歪歪扭扭的写下自己的名字，再就是写几个拼凑出的象征性的阶级斗争标语性的字样。尽管这样，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在我们这帮青年跟前训话，上课，学习，耀武扬威的吆三喝四。
在那个年代，村长的权利可以说大的无边，绝对可以称的上是土皇帝，权倾全村。我们这帮下乡青年的请假，劳动，进步都凭他一句话。他说煤是黑的，煤就得是黑的。如果反驳后果可想而知，现在电视剧上演那个时代的场面时，还会表现有的青年不堪屈辱敢和村长顶撞的。那绝对是艺术加工，为了衬托主人翁的个性，编辑对人物不切实际的加工。现实的情景是反抗是没有出路的，反抗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死路。
人都有逆来顺受的一面，在逆境中，多半会采取沉默和承受，没有几个敢真正的挺身而出。挺身而出的人不是没有，但是需要特定的环境。在没有这种环境的时候，人的这种勇气根本爆发不出来。人需要领导，没有领导只能任由粗暴和压迫蔓延。
村长经常披着他那件老黄袄，到我住的这家农户来，他是这家农户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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