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身体的革命
许是见我没有回答他的话，钟国军一脚将我手边的两只小蚂蚁踩死，说，“晚上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来参加。”
“刽子手，两条生命就这么没了。”我拍拍手，站起来，说。
“别跟我玩浅薄的人道主义。”钟国军不以为然地说，“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我都会。可蚂蚁永远是蚂蚁，永远在地面上被人有意或无意地踩死。它并不因为你尊重它，它就变得高大起来。”
“可低贱的生命也是生命啊。”这是我的心里话，但我没有说出来。因为实在没必要为这种事跟他争执什么。
我的思维回到了他说的晚上活动的事。
“行了。”我摆摆手，说：“告诉我，晚上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钟国军笑了起来，说，“大陆的、香港的朋友都有。他们大多有很体面的工作，这次利用‘五一’放长假，他们就结队来新西兰来潇洒走一回啦。”
我突然想到了钟国军租住的大房子，便忍不住问道：“你曾经跟我说，你租住的这房子是帮朋友租的，是不是就是为了他们？”
钟国军点点头，说，“是的。这一回，他们要来这里玩一周，天天就住在这里。”
原来如此。
他们提前就叫朋友在这边租好了房子，准备妥当，来后可以不想事。
住宾馆太贵，重要的是，住宾馆哪有“自己租住的房子方便”！这些“玩主们”，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说，“可你也只有六个房间啊。”
钟国军说，“是啊，足够了嘛。他们这回只来五对。有五个房间就够了。”
“五对？他们是成双成对地来的？是来度第一次蜜月还是第二次或第几次？”
因为我知道，如今的人动不动就讲度蜜月，结婚、离婚就像穿衣、吃饭一样，很轻易的。不结婚，两人住到一起，也是度蜜月，它与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蜜月”很不一样了。
钟国军哈哈大笑，说，“他们在国内常常一两周就度一次这样的蜜月，因此，他们究竟有多少次了，我也不知道。”
真是越说越玄乎。
钟国军见我发愣，就极具诱惑地说，“晚上你来我们家吧。包你大开眼界。”
我有些心动了，说，“能不能提前透露一点晚会活动的内容？”
“这个嘛……”钟国军停了停，似乎想找一个更合适的字眼。但想了想，可能没有找到，就拍拍脑袋，大大咧咧地一挥手，说，“其实也没什么啦，他们进行‘身体的革命’！”
“请说具体一点，行吗？”我越发迷糊了。
“不就是换妻，搞性派对嘛！”钟国军可能觉得我的表情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
我的脑袋仿佛被人重重的击了一下。
“换妻”，“性派对”！
这样的字眼从钟国军嘴里像吐口水一样轻巧地吐了出来，对我来说却不啻于如晴天打雷！
我一下子想到了“道德”、“责任”、“价值”、“家庭”等沉甸甸的字眼。
如果这一泼潮水在国内泛滥开来，那么，这将不仅仅是一场“身体的革命”，更是一场对传统文化价值全面颠覆的叛离行径，其潜在的社会冲击力绝不可小觑！
钟国军用手肘捅捅我，说，“兄弟，别显得像乡巴佬一样。要知道你现在可是生活在一个自由世界里。”临走，他又大声说，“无论你来还是不来。我的大门都是对你敞开的！”
说完，他打着响指，松松跨跨地走了。
我看见他的阴影被桔黄的阳光拖在地上，很长很长。
第一章 白云下的聚会奥克兰街上的“泰国灵媒”
晚上八点多钟，当我走进钟国军房里时，所有的灯都亮着。
一个额头上有块光疤的高个子男人很有礼貌地用英文问我：“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笑笑说，“我是钟国军的邻居，就住在对面。他在吗？”
高个子男人连忙笑着说，“我只怕你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既然是同胞，还是普通话来得痛快。”
躺在地毯上看报的一个长发女人站起来对高个子说，“阿东，钟国军出门前不是跟大伙说了吗？住在他对门的这个先生姓朱……”
我说，“我姓屈，就叫我屈乡楠吧。”
长发女人歉意地一笑说，“对，就是这个名字。好像还是个作家。对不起，我将‘屈’听成了‘朱’。”
说罢，她伸出白晰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温尼。”
高个子阿东说，“我老婆。”
温尼嗔怪地白了阿东一眼，俏皮地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这时，在另外几个房间里聊天的，喝咖啡的，唱歌的，弹钢琴的等一个一个走了出来，并都十分友好地作了自我介绍：周山岭、阿升、罗武、谢双依、马平、陈思佳和高春凤。这些人的名字过了好些天我才完全记住。
我当时很纳闷，这群号称“身体的革命”的先锋派，并没有一点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啊。他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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