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治安、传播疾病之列的做法。　　对诸如此类的行为不应求意过深是十分重要的。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颠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那样最终还是证明了统治规范的合法性。它们不仅没有质疑、实际上反而再度肯定了将妓女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中的总体社会安排。例如，高等妓女为了收取小费和私下里得到馈赠，就要设法让客人养成恩赐的习惯，但这样做会使她越来越离不开客人，也使她更容易受到客人的伤害。当妓女以被迫非法卖滛为由获准脱离妓院的时候，她其实也在做着使法庭的权威合法化的事情：　法庭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可以被依法安置在妓院中，或更普通的情况是，法庭有权确认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转移性服务。再者，为了离开妓院，许多女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希望被送回到父权家庭中去；她们心里也许根本不这么想（考虑到其家庭条件），２８但表达回家的愿望表明这是让法庭看到其为受害人而非犯法者的最佳机会。当然，和“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规模工人起义、农民造反的宏图相比较，这样的抵抗行动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也必须抵挡为女性反抗行为建立“单独领域”的诱惑。重要的在于能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例，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化，也应该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释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　　套中人下属群体：　半殖民主义问题　　“下属群体”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范畴。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同另一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就连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军阀也在地盘问题上和政治上受到后来的殖民势力的挤压打击；同完全的殖民地中相对稳定的外国势力相比，这种后到的殖民势力时不时地变得更具侵扰性和破坏性。如果不去考虑直接执掌国家政权的人，那么下属群体身份的广泛性就更清楚了。一个群体可以既享有特权又从属他人（如半殖民地上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地位更低下的下属群体（如娼妓）为隐喻，来表达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此虚弱的根源；他们往往探讨国内的文化成因，其中包括普遍的狎妓行为。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申冤诉苦为己任（同时也为其福利和对之的管理出谋划策）。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他们确实也被看作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甚至就连1949年以后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处于下属群体地位：　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单位，作为中国政体中一个小小的、濒临危亡的小团体；取得政权后，它仍然（即使现在也仍时不时地）认为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受到逼迫的下属群体。　　如果凭着知识分子言说、写作、刊印、２９传播的能力为其归类，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生成话语印痕的能力，以及他们通过代表下属群体发言从而与之拉开距离的行为来看，他们似应属于上层精英。如果将他们置入半殖民地的社会架构（这也是他们中许多人理解自己处境的方式），则其地位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中国的大多数群体都可能具有多重的、某种关联意义上的从属性，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体”当作大一统的单一范畴。　　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包罗万象的定义也有其危险性。下属群体的范畴可以扩大到大而无当的地步，因而也失去效用（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这个范畴还有什么用？）或失去政治意义（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探讨政治问题的历史学者如何评估联合、同盟和解放行动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不又像是身处宗主国著书立说的历史学者在轻巧地声明，自己同经受了帝国主义肆虐的人们休戚与共（“我们大家都是从属者”）？我承认一个概念包容太多会削弱其意义，但我仍主张使用涵盖面广的下属群体概念。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关联程度，是人们只有在同其他人（有时是好几类人）的关系中才构成下属群体身份，那会是什么情形呢？首先，跨越阶级图谱的社会性别的运作比较容易描述了。我并不是假设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都属一个统一体。相反，我要说的是社会性别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就以娼妓来说，意识到社会性别有等级差异的上层妇女改革者可以利用娼妓问题，坚持自己对各阶级姐妹们所负有的责任；半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上层人士也可利用娼妓问题，用以表明自己在国际上恰如“他们的”女人在国内一样，都处于从属地位。其二，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的运作显化了。本土阶级结构造成的压迫并未消失，但是在殖民制度下，当地的上层本身处于俯首听命的从属位置，这一情况使得阶级压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宽泛的定义显然不是要说所有的压迫（或抵抗）都是同等的，或人人都是同一意义上的从属者。我希望勾画出压迫可能呈现的层压、折叠或相缠绕的状态，而不是将压迫描绘得无差异、清一色，于是压迫好像也不大沉重了。＆nbsp＆nbsp

    第一章 导言（七）

    讲故事　　任何关于过去的书都会有一种分量和沉甸甸的质感，使之显得充实而具权威性。这样的书无论在组织结构上做了什么试验，总少不了开头和结尾。选择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一段历史，其实仅仅是选择而已，记住这点是很有用的。作者所作的决定可能大不同于在过去的日子里那些制造了事件、观察事件或评论事件的人心目中的合理决定。　　这个故事的疆界就像所有的边界一样，是人为设定的，但也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危险的愉悦》从19世纪后期大量的殖民备忘录、上层人士的回忆录以及游记开始写起。之所以从这里开头，是因为此处的文字痕迹变得浓重起来了，有关性和社会性别同中国现代性问题之纠缠的争鸣也变得清晰可辨了，至少在我这样的现代人耳中听来如此。其实故事的起点也可以再往前推半个世纪，那时上海刚刚开埠。主要使用19世纪材料的叙述会有不同的重心。　　本书的下限设在20世纪的后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娼妓问题再次引起论战；二来当代的议题及其历史的回声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再者也因我不具备超人的洞察力，又非决策者，所以我在提供预见或推荐政令方面无能为力。我与少数探讨娼妓问题的中国学者不同，我不打算将娼妓业的起源定在中国历史早期，虽说我认识到久远年代的回声造就了许多中国人理解近现代娼妓问题的语境。我与现在中国的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也不同，我不以20世纪50年代取缔娼妓业的运动为结束点，尽管我会讨论这次禁娼运动，那是国家对城市社会和家庭关系管起来的重要时刻。然而，我仍十分留意中国人在参与讨论和评论娼妓问题时，如何在变动的历史过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我密切地注意他们吸取了什么教训或向别人推荐什么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教训后来怎样被一再重复或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虽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却也意在表明，就这个特定的题目还能锻造出别的故事来，而别的故事的可能性本身又同别的历史密不可分。　　本项研究跨越（通常是严加把守的）虚构与非虚构文字的界限。文学资料是正当的丰饶的领地，可供历史在其中爬梳翻找，尤其是追溯对名妓的讨论，因为许多指南书和回忆录的作者也是报纸的编辑，他们又以高等妓院为背景创作小说，有些作品还指名道姓地描写了名花。张春帆、毕倚虹、孙玉声、周瘦鹃、包天笑等作家自由地穿行于不同的文类之间，他们的作品正可用来审视不同的体裁程３１式如何使名妓与客人的故事有不同的再现，也就是说，可以审视历史记载如何被文类的规范所塑造。我的研究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主要是在各种非虚构性文字体裁的领域，虚构文字方面也断断续续地用了一些，但说不上是全面的检查。我依靠的是短篇小说和黑幕小说，对主要的名妓小说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熟练的技巧，能对这样的文学作品作有力的阐释。但是文学学者对名妓文学、对写爱情、犯罪和黑幕之类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故事的研究，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从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　　我的研究只限于上海，只是在追溯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关于改革问题的全国性争鸣时才会提到其他地方。抬高或贬低上海的人士都喜欢唱上海特殊的调子；确实，上海并不是中国，我写的娼妓史是地方的、有限的历史。人们可以写其他地方的历史，如北京的、广州的、天津的以及许多其他城市的历史。在这项花了将近十年时间的研究完成之际，我如释重负却也不无依恋地将这些城市托付给别的研究者。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愉悦、危险、干预以及当代的对话。读者看到这里时，第一部分便已读了一半了，下面还有一章“分类与统计”，谈上海娼妓业等级制的创建，将会剖析各种类型的娼妓，并探讨对于构成这样一个等级体系并厕身其间的人来说，特别是在娼妓业变得“摩登”起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出现了什么关系到危急存亡的问题。　　第二部分“愉悦”谈男人笔下讲述的高等妓女生活，写名妓的男性最在意的，是展示自己的风流文雅。下面各章分别从几个侧面讨论高等妓女、佣仆、嫖客和鸨母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妓院规制”视高等妓院为复杂的社会与商业机构，在此地，男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受到一整套繁琐的礼仪、规矩的制约，而男人的行为是否得体合宜，要由名妓来仲裁。第四章“情感事务”讨论名妓与客人在性茭往中的交涉和感情问题，其结果往往是妓女被纳妾、离婚、回头做妓女、再次当妾。第五章“花招与伎俩”突出了在指点恰当的行止的书中所透露的劝诫意味，对不够老练不够世故的客人而言，等待他的是重重险境。第六章“职业生涯”审视作为公众人物的名妓，她们的故事在都市各阶级中流传；这一章还追溯了名妓之间的关系网络。总的说来，这部分描画的是造就社会上层愉悦感的体系，其中有许多情景是以怀旧的心境记录下来的；我试图从那样一种体系安排中考量名妓，她们既是实力派演员，也是从属他人的戏子。　　第三部分“危险”转向另一类文字，其中娼妓（通常是位于高等妓女之下的娼妓）既被描绘成牺牲品，３２也被说成是危险的化身。第七章“人口买卖”描述有关绑架、买卖妇女问题的文字记载；这一章要问的是，在有大量的证据说明许多娼妓同自己的娘家和夫家保持着密切关系、其实还帮助支撑了娘家和夫家的情形下，为什么在有关上海娼妓的故事中，拐卖成了最常见的主题。第八章“法律与混乱”追溯日常的管理制度（与之相对的是提倡妓女登记注册或主张废娼的短暂运动），并注意到娼妓如何利用法庭。第九章“性病”审视作者们如何越来越强调滛业、性病和中华民族的健康之间的联系。　　第四部分“干预”检查20世纪的改革者和管理者如何力图将娼妓问题同国家实力的衰退联系起来，又怎样努力振兴国力。　　第十章“改革者”讨论从清末到日本占领期间出现的种种改良理论，其中有些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所有的理论都持民族主义的主张。这一章还简要地审视了改革社团的活动，它们做的事情也预示了后来国家对娼妓进行的再教育。第十一章“管理者”所描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里的各种运动，如提倡对娼妓发营业许可，主张废娼并推行检查制度。第十二章“革命者”检查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发起的运动，它的成功致使上海公开活动的娼妓销声匿迹近30年。这三方面的努力中都能看到两种愿望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想通过教育和就业等手段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增强国家民族的实力，另一方面则想让妇女回到（被认定具有保护作用的）一家之主身边去，从而使国家安定。　　第五部分是“当代的对话”，讨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卖滛嫖娼在中国卷土重来所引发的激烈争辩。第十三章“命名”、第十四章“解释”追溯了娼妓业新形式的激增，同时还要从两个方面考察这个时期如何形成对娼妓问题的表述：　它同解放前和毛泽东时期的历史的关系，以及同人们心目中现代化的未来的关系。最后一章“历史、记忆与怀旧”将娼妓问题的再度出现视为一个历史话题，一个关于解放前的记忆的会聚点，也是一个文学艺术再现的问题。　　历史学者总是要将事情缕出条理、头绪来（这与我们那些文学近亲兴高采烈地打乱秩序的做法恰成对照），因此我在这里试图讲述一个井然有序的故事。有条理有顺序，并不等于就是讲一个直线行进的故事，如何从黑暗大踏步走向光明（甚或是倒退，再次回到社会主义革命后的黑暗）。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要鼓励读者翻越过这些资料，回头想想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解释，去想像一下史料中的知识是怎样获得、怎样纳入记忆、怎样被重新创造、又怎样被讲述出来的这样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我们要学会在几种不同的语域中阅读和聆听，如此或许就能开始懂得娼妓的声音和行为，当然那是在同那些更显见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之关联中方可加以识别的声音和行为。我们也许能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３３在娼妓业的外形和构造不断变化的情形下，我们能识别妓女的声音在哪里形成合唱，哪里形成对位，哪里又出现了显著的不和谐音。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追寻其他人的文字、言谈的轨迹，看他们怎样在话语层面上使用娼妓一词。在都市的上层和普通居民想了解自己的位置、想理解身为20世纪中国的城市居民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们对文雅举止、体面正派、政府、甚至是国民性等不断变化的意义进行了论辩，其中就突出地使用了娼妓这个符号。＆nbsp＆nbsp

    第二章 分类与统计（一）

    上海妓女多为贫寒的做工人家和家道中落的中上等人家的妻女，虽说其境况不一定太差，可无论在当时还是从前，她们基本上总是处于阶级等级和社会性别等级的底层。①然而要论她们的从业条件、生活境遇以及个人在上海风流场中的地位和名声，其间的差异甚巨，乃至用“妓女”一言概之显得有失妥切。上海的娼门依嫖客的阶级地位、买卖双方的原籍以及妓女的品貌年龄等，分出了高下档次。旅游指南和改革者都描述了妇女从事娼妓业的一系列安排：　女人可以被卖给或抵押给开妓院的业主，可以事先讲好怎样与老鸨拆账，或者自己行业。②同“自由”经营自家身体的私娼相比，卖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