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她本人对于妓院的价值也在此时展露无遗。梳妆打扮好了的妓女在自己的私宅“端严以待”，等妓院派车来接她。到了新妓院，手执点燃的捧香下了车，迎她的是一连串的爆竹和喜庆的场面，进门时先要跨过表示兴旺发达的火把。不等她进屋谁也不许说话，屋里点着蜡烛，她进来后放下香把，从佣人手中接过香茗。这套礼节不得有任何差池，否则视作不吉祥，因为“接先生好比接财神”，有先生在，整个妓院就会生意兴隆。当红的妓女接着就会展示自己对于妓院的价值；她事前已同自己的常客们打好招呼，７４这时便邀约他们前来设宴，对她表示祝贺。从妓院派车马去接妓女并放鞭炮迎接这点来看，妓女进妓院的规矩颇似新嫁娘进婆家；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了，并没有婚礼上那种新娘对夫家家族表示敬意的礼仪。这里要强调的是，妓院礼待妓女，将妓女当作宝贵的资源，而不是将她作为家族的一名下属成员接纳进来。　　妓女的聘期以“节”为度，一节约四个月左右，分别从阴历的三个节日算起：　五月的端午节，八月的中秋节，阴历新年的春节。这种安排使得为妓院带来很多生意的妓女能讨个更好的价钱，但也使她易遭屈辱，在生意受挫时受到伤害。19世纪后期，高等妓女会用自己的钱参与对妓院的投资，挣来的钱自己能留下将近半数，其余的则归老鸨。20世纪初，老鸨和妓女的钱财安排开始发生变化。妓女受聘拿固定的聘金（“包头钿”），一节度两三百元，一半预付，营业收入一概归老鸨所有。聘金的另一半则每隔一段时间发放一次，同时老鸨将这一节度内的膳宿费用等流水账一应记下。到节度完了时，妓女可有几类情况。做得出名的，别的妓院会派中人来说合，而妓女本人可能早就别有所适。可要是妓女还欠着老鸨的饭钱房钱，那么节度到期时她就得将房间腾出来，让给新聘的妓女，迎接新来者照例又是热闹非凡。被抛弃的妓女不偿还欠债是不准离开妓院的；在这种情形下留在妓院叫做“落账房”，那是极丢脸面的事情。跳槽到别的妓院或做了小老婆的妓女被称作“调头”，因生病或挣不到钱被老鸨赶出妓院的妓女则叫“提轿”（与“踢脚”近音）。有一则笑话嘲笑不懂事的嫖客，说他一脸天真地问妓女打算何时“上轿”，不想却等于骂了人家。　　指南书和小报津津乐道于老鸨如何聘请载誉的名妓，在这两种文字体裁中较少见到有关典押或贩卖妇女、少女的隐晦安排。抵押典当是下等妓院（见第七章）里一种普通的安排，讲到上等妓女时较少提及。典押称作“包身体”或做“包账”，即将穷人家的女人包给妓院数年；７５另一种情况是上等妓女的生母或养母同老鸨订立契约，基本内容是将女儿包给妓院一节度或一年。　　被卖的女人称“讨人”，归老鸨或“讨主”所有。买主目的明确，就是让她当先生。不管是拐卖的、被父母卖掉的，还是自己卖自己，她都无限期地属于老鸨或讨主。讨主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或让年纪大点的佣人监督她。指南书和切口汇编很少谈到长三妓寮中的虐待之事，不过提起买女人的讨主却会带着少有的轻蔑口气形容其如何凶狠。包身的和卖绝的妓女在节度结束时都不会转到别处，因此同“自由身”的先生相比，她们为自己争得好一点的境遇的机会也就少而又少。　　高等妓院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同购买的做法密切相连，许多讨人就是老鸨从小买来养大的。妓院里的女童并不都是卖绝的，有的是妓女生的女儿，“从生下来起，妓院就是她们的家。”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就是上海一名妓的女儿；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大官李鸿章，但李从未认这个孙女（见第六章）。至少被一种20世纪的资料引用过的一首诗（1876年）就表示了对这些女孩的同情：　　　鸨母骄人号本家，　　黄金不惜买娇娃。　　可怜十二三龄女，　　演舞教歌到月斜。　　学当娼妓的女孩中至少有一些被老鸨称作“养女”或“小本家”，有的史料说买来的女子“将鸨母当作母亲”。一位回忆录作者评论说，这些女孩最是吃苦，奔来跑去替客人上茶点烟。1939年的一部指南书解释道，老鸨收买来的女孩做养女可省下聘金，况且得到了易管教、听使唤的姑娘。当老鸨认为哪个年轻女子养大了，可以接客了，就会收一笔开苞费，也算养育女孩的费用得到了一点补偿。养女在妓院不拿工钱，就像铁匠铺子的男学徒一样；两者都在学会一门手艺，今日的训练为的是准备好来日挣钱。但是讨人和学徒不一样，她们并非只是按契约在一段时期内当学徒。她们被认作亲属，这样即便没有掩盖却也模糊了她们终身受奴役的地位。在这方面她们与“童养媳”的地位更相似：“童养媳”从小过继给未来的夫家，于是夫家现在就可以使唤她们干活，又省了将来讨成年媳妇的开销。　　成年的妓女同老鸨之间也有这层家庭关系。７６许多成年的妓女称呼老鸨为母亲，史料中往往并不说明老鸨究竟是其生母、养母，抑或“姆妈”只是一种习惯上的客气称呼。例如，1924年时《晶报》刊登了一则“马蚤姆妈”的短文，写的是上海名妓宝琳的母亲，年纪已有38岁，却仍马蚤劲十足，像个二十几岁的女人。马蚤姆妈有可能是宝琳的生母，但也很可能是个妓女，现在年纪大了，所以聘请了或许是过继了甚至是买下了宝琳，继续做她的生意。小报的闲话专栏有时会报道“姆妈”怎样对当先生的“女儿”管头管脚。一位“姆妈”对“女儿”歇了生意同另一个妓女去看戏大为不满，据说母女俩经常吵架。这到底算是妈妈在管教不听话的女儿，还是老鸨逼雇来的妓女多干活，还是两者皆有？总之，家人的称呼使亲属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变得无法区分，抑或这套用语正指明了两者的联系。　　老鸨对“她的”妓女有多大的权力？情况可以说差别甚巨。虽说史料很少个别叙述老鸨的生涯，但仅从以上的片断可看出，老鸨既可急切地恳请名妓为之招徕生意，也会为营利目的而买女孩，训练并差遣使唤她们，像个苛求雇工的监工。家庭关系可能使后一层关系看上去有所缓和。如要用亲生亲养的标准看，老鸨姆妈与女儿的这种亲属关系可能是“想像出来的”，但她们毕竟共同生活，彼此有责任义务、亲情联系，也有凌辱伤害，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即使在“血亲”中也同样存在。还有一个因素也会使老鸨与妓女的关系有所改善：　老鸨买女孩是进行长期投资，如对女孩一味打骂，怎能期望日后得到丰厚回报。尽管如此，自19世纪以来呼吁妓院改革的人士往往强调儿童在老鸨控制之下的悲惨处境。对这幅图画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也许在高等妓院和别的妓院里，儿童都是最受虐待、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许改革者发现利用儿童的境遇比较容易唤起公众的义愤，而已成年的高等妓女对生意安排有相当的控制权，所以不易用她们来组织发动公众。也许改革的故事中需要一个坏蛋，而斥责鸨母比斥责嫖客容易些，因为后者中有许多上海的上层人士。鸨母对妓女的生活显然有着重大的而且并非总是仁慈的影响。不过，将鸨母的权力绝对化，那是对妓院里的社会关系看得太简单了，它反映的是很久以前改革派的兴趣、利益所在，而不说明当今历史学者的关注。＆nbsp＆nbsp

    第三章 妓院规制（四）

    握权的佣仆：妓院里的做手　　高等妓女和佣仆之间同老鸨和妓女之间一样，并不存在鲜明的主子和下人的关系。“从属的”妓女对老鸨也有所控制，只不过她们的权力有点被遮掩了；同样，妓院的佣仆杂役对妓女的控制也可达到惊人的程度。从顾客的角度看，妓院的仆役很像政府机关里的办事员和勤务员，尽管地位很低，却把守着通向重要资源的关卡，所以对他们也得恭恭敬敬。　　有的女佣人年轻、有点姿色，其称呼五花八门，有“大姐”、“阿姐”、“跟局”、“做手”等等，她们在妓女应召出堂差的时候陪伴前往。有一部指南书解释说，“先生为花，阿姐为叶”；“阿姐”的工作是扶助先生，在先生出堂差时跟局，“以防中途发生意外”，同时也是监视先生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还是女儿身的小先生。阿姐同先生一样，也有自己的稔客，阿姐虽然地位不及先生，但据说比先生容易上手。有的自立门户的先生有贴身的阿姐，收入两人拆账。黑幕故事常会影射先生和阿姐与同一嫖客有染。雇佣阿姐并不按节度付一定数目的钱，她们的收入名堂繁多。有的看上去就是低档次的，便按月开支工钱，外加赏钱。还有的和先生一样，也要侑酒主觞、应酬场面的，那就按其办花酒的数目从妓院的盈利中拆份头。　　妓院中还有一类年纪大些的女佣，叫“娘姨”。娘姨同先生和狎客没有什么亲密关系，但在妓院内部却颇有权势。本来“娘姨”指的是妓院里结过婚的佣人，不过娘姨同阿姐的区别倒不在于结没结婚，而是看其同妓院财力的关联。犹如先生常被比作官人，娘姨也被比作做官人家雇佣的扈从。1891年的一种史料讲到，专横跋扈的佣人也会叫嫖客受气，文中用讥刺的口气评论说，娘姨就像做官人家的家奴，自己花了钱来当奴才扈从，为的是压榨百姓。年纪轻、品貌好的娘姨也从嫖客那里接赏钱，有时积攒多了，也就自己当起老鸨来。她们还可以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先生借钱，这种做法叫“掮账”。　　然而，娘姨最常见的经济角色，是直接为一先生或妓院投资。７８在这种称作“带挡”的安排中（“带挡”有携带和抵挡的意思），一帮人——通常是妓院的佣人——斥资数百，相帮一个先生。有时妓女本人也入股。凡投了钱的，都可从先生的酬金和赏钱中拆得份头，而先生则要遵从所有的斥资人的意思。1919年小报上有一则故事，讲有一女佣权力很大，妓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捏在她手里，夜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睡在先生的床上，先生倒只好睡地板了。倘若带挡娘姨借了钱给老鸨，老鸨就会给她派发些轻省的管家活计，不敢有所得罪。许多住家妓院是没有老鸨的，那么有可能多数情况下都是带挡娘姨在拿主意。娘姨可能对先生十分严厉，乃至凶狠，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因为带挡交易是有风险的。先生一个节度下来所赚不多，娘姨也就得不到多少投资回报；先生要是跟嫖客跑了，那么带挡也就血本无归了。但另一方面，运气好的或投资管理有方的娘姨则可积累资金，在银行钱庄开户头，老来不愁了。有一则黑幕故事，说是有个外号叫“金牙老三”的25岁上下的娘姨，同很多有钱人都拉上了关系，专门安排摘取小先生童贞的事宜（如此可为妓院大把地赚钱，自己也大捞赏钱），还放印子钱给妓女，一年后她用挣来的钱开了个妓院，自己做起了管事。　　或许因为娘姨在妓院里算是有点权势的人物，所以她们像老鸨一样，也受到了谴责和嘲讽。1917年有书形容说，娘姨　　通常过了24岁，邋里邋遢，模样凶狠，极遭人嫌。若来刻意奉承，益发令人厌恶。她们来回走动，真是讨厌。一句话不对，就可将你赶出门外。最好离她们远远的。　　同乖巧讨喜的阿姐相比，娘姨的名声不好听，当然有时也有人指责这两类人都出口粗鄙，甚至恶言恶语（例如骂那些惹恼了她们的男人“挨千刀的”）。娘姨尤其被描画得面目可憎，是因为评论者不能见容于其所谓泛滥的x欲，暗含的对比是名妓有节制的、通过正当渠道进行的性活动。据说娘姨同妓院的男仆私合（如是老鸨的女儿做此事，那男女相悦就被视为通j）；娘姨还同客人暗中勾搭。奇怪的是，一则19世纪的史料指责娘姨危害了社会风气，而名妓却从来没有背过这样的罪名；史料说娘姨乱轧姘头的做法流传广泛，“相习成风，几有人尽夫也之意，甚至背夫弃妻、７９口角轻生等案层见叠出。”20世纪30年代的黑幕小说中，娘姨是一副贪婪相，漫天地向客人讨赏钱。如若先生抱怨说讨得太凶，客人都赶跑了，那么娘姨就威胁说要先生立即偿还带挡本钱加利息。诸如此类的故事表明，一个“佣人”在性行为和钱财方面所拥有的自主权，那种动摇了社会性别等级和阶级等级的定位，使得观察高等妓院景致的男人感到深深不安。　　高等妓院也雇佣男仆，差事是吆喝通报客人到来、上茶、递毛巾、打扫、准备筵席、给客人送请帖、给先生发局票（见本章后面的讨论）、送先生出堂差等。男仆先前叫“外场”或“相帮”，是帮忙的意思，后来也得了些不大好听的称呼，如“龟瓜子”、“乌龟”、“龟奴”等。这一组名称的缘起就像以“鸨”称呼妓院的女业者一样，已无从查考了。不过，“龟”字大多数的含义都是人不爱听的，只看“乌龟”的称呼就明白了。（1919年有文章琢磨说，他们不该叫乌龟啊，妓女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和女儿。）龟奴与娘姨不同，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妓院男老板也不一样，他们被刻画为相对无权的甚至地位卑下的人。有劝客人对龟奴客气一点的，说这样他们办差事就不会慢慢吞吞的了，不过他们看来不会像威风凛凛的娘姨那样让人气馁。指南书作者也不觉得当堂差的人有何精明之处。1935年的一部上海俗语汇编解释说，“乡下男子，跟着阿姨婶娘同到上海来吃堂子饭的为数亦颇多，他们的职务也各各不同，识字的可当账房先生，代嫖客记局账，代妓女记夜厢，聪明的能学乌师先生，有气力可拉包车，最无用的便留在客堂里做‘相帮’。”　　愉悦妓院规制虽说龟奴也许被人看扁，当成粗笨愚鲁之人，但他们日日亲近唾手可得的美貌女子，还是勾起了一些会意的评说。评论主要围绕着晚清时龟奴肩背先生出堂差的习俗。本来妓女应客人之召到书场演唱是坐轿子去的，但是到了光绪（1875—1908）末年，公共租界开始对轿子纳税了。开始时还只是年纪小（分量也轻）的雏妓坐在龟奴肩上出堂差，她们的服务也只限于歌唱。龟奴在肩上铺一条白手巾，掮着雏妓走路，雏妓就抱着龟奴的头。“后来不限雏妓，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廿二三岁的成熟姑娘等，近一百斤左右的身体，也坐在龟奴肩头，宝塔似的一座。”龟奴在马路上疾步行走，坐着的要想不掉下来，就得紧紧抱着他的头，于是就有了这俏皮话：“小先生夜夜摸gui头。”龟奴背雏妓的做法还引出了史料中很少见的公开提到８０妓女行经的段子，那是1905年发表的一首七言诗：　　　龟背难当代用肩，　　时髦出局力能掮。　　虚心昨夜经期到，　　点滴留心裤后前。　　这四句诗有点特别，不仅没有se情内容，还甚为罕见地提到了妓女的身体。一般诗文中摹写妓女的姿色都用比喻手法，而不会直白地写实；无论滛秽猥亵的文章还是科学说理的，总之文字资料中几乎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过妓女的身体机能。然而滛秽地影射妓院男堂差的文字一直延续到掮行已被黄包车取代的年代。1935年的一幅漫画中，妓女和阿姐坐在“龟奴”拉的黄包车上出行。画面实在是在糟蹋妓女：　黄包车的背面画着两颗颠倒的黑心，车牌号码606，而治梅毒药（洒尔佛散）的商标名正好也叫六六。说明文字先讲妓女如何不忠不义，又会对身体造成何等危险，接着对拉车的堂子龟奴品头论足，说他正色迷迷地斜睨阿姐，因为堂子里不惟阿姐，就连先生也同龟奴相好哩，此事路人皆知。有的写妓院恩客的文字材料还影射说，真正做“乌龟”的不是“gui头”，倒是这些客人，客人来玩要付钱，堂差则不花一个子就可白相。　　堂差不惟能接近先生，还把守着见先生的关卡；找先生陪伴是很花钱的，可谁又不想让先生陪着呢。所以，资料中所表露出来的对堂差的敌意或许与此有关。还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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