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有户籍警在场，有近邻在看笑话，她狠巴巴地伸手去拧珊珊的耳朵，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 “这只死货色，花花肠子……” 珊珊不退不避，低头猫腰像小牛犊似的把小阿婆撞了个趔趄，旋即躲到了户籍警身后，踮起脚尖，扯高嗓门：“就要改，就要改！” 灶披间乱成了一锅粥，户籍警成了珊珊的挡箭牌。窗户外、后门口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吵闹声惊动了母亲。她缓缓下楼，先喝住了珊珊，再向户籍警道歉： “同志，对不起。麻烦侬有啥事情同我讲。我是顾月珍。我一定按政府要求去做。” 真正的户主出场了。一切都缓和下来了。 了解了前因后果，母亲思索片刻，说：“珊珊要改姓，就改姓顾吧。其余两个小囡不改，还是姓解。” 小阿婆长长舒出一口气，一屁股跌坐在靠背椅上，呼唤着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让我坐进了她的怀里，摸摸我的头发，拍拍我的脸蛋，好像从这个时候起她才发现我是她的嫡亲孙女，并悄悄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票，塞进我的手心，往我的耳朵里吹热气： “去买点零食吃吃。” 弄得我抬头反望着她，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户籍警走后，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初冬的清晨，冻云如铅层层压出阴暗，我奉小阿婆之命上楼去看母亲的动静，要我问问是不是在家用午饭。 母亲的房门关着，从小间板壁缝里望进去，看见母亲斜倚床头就推门进去。发现床上摊着许多剧照，其中有两张放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四个人我全都认识：石筱英姆妈、卫鸣岐伯伯，还有我的父母亲。母亲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翻开的一页上也有两张相同小照片，不过是黑白的。母亲仿佛没有看见我进门，目光呆滞，眼泡浮肿，她从化妆台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徐徐地缓缓地剪那张彩色的大照片，剪下了两张照片上的同一个男人，惊得我叫了起来：“姆妈，侬为啥要剪照片？” 母亲不作回答。经历了以上两件事，傻傻的我依然不知这个美满的家已经破碎，也不知卫鸣岐伯伯滞留香港，又转赴台湾，走前还留下一句反动言辞：“将来和蒋总统一道回来！” 夫人石筱英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单方面宣布解除婚约。始料不及的是，原本只有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突然间波及了政治风雨。石筱英要与丈夫划清界线，母亲同样也要与他划清界线。母亲要我下楼去拿火柴。我蹦蹦跳跳下楼，小阿婆不肯给，理由是小囡不能白相火柴。我说是姆妈要，小阿婆迟迟疑疑从小方桌的抽屉里取出一盒火柴，自言自语：“你娘不吃香烟，要自来火做啥？”
第13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4）
说着跟着我一起上楼，可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拉拉我的衣袖要我等一会告诉她火柴的用途，又悄悄下楼去了。 母亲见我拿来了火柴，就披上睡袍，移坐到圆桌旁，端来一只痰盂，捧过彩照的残片，嗤的一声，火柴划着了，一朵小火亮在半空中，母亲的手举着久久未动，很快火燃近手指，母亲又慌慌把火柴扔进了痰盂。 嗤的一声，再划亮一根，复又吹灭。 我笨笨地学舌：“小阿婆讲，火，不好白相的。” 一句话仿佛提醒了她，当她再划一根的时候，相纸的残片被点燃，那个我十分熟悉的男人翻卷了起来。我一看大声惊叫： “侬为啥要烧爹爹？我不让侬烧！” 说着我扑上前去抢。这时珊珊及时地出现在房门口，一把将我拉拽住，我跺着脚，哇哇大哭。 大彩照相纸硬挺，在火舌的舔吻中慢慢喷出一朵蓝莹莹的火苗，渐渐燃旺，成为一团火光。楼梯上响起笃笃的脚步声，那是小阿婆半大脚在急促上楼。母亲掏出小手绢压灭了火，包起烧焦的残片。 小阿婆出现在房门口，她一定看清了散落在床上的残照，一定嗅到了弥漫在房间里的焦煳味，但她的脚步却止于房门口，斜靠在门框上缄默无语，定定地望着那只吞噬父亲肖像的痰盂。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如今忆及依然椎心泣血的颤栗。目光有时远比语言还要沉重，还要具有压抑人心的力量。 母亲悄然转身，留给我们一个抽搐的背影，一个微微抽动的背影。 小阿婆忧愤的目光折断了，倔强的脑袋低垂了。苦果难尝，有谁应尝？破碎的家庭满是破碎的心！她默默地退出房门，步履艰涩地一步一步迈下楼去，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小阿婆真正显出了老态。 离异了的父母各自守着一颗破碎的心。母亲的心碎了，父亲的心也完整不了，只是男人与女人处世的方式不同，女人容易在心里认输，而男人却永不言败——只要他一旦下了决心，再不回头，或者是错也要错到底。 一桩离婚案，绵延三载余。跌宕起伏，受伤害的岂止是顾月珍及其家人？也许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才明白了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让母亲眼泪长流不止，让小阿婆步入了衰老期，让大阿婆从此别离我的家，让那个快快乐乐的珊珊了无生气，让我这个像野小子一样的小女孩从此有了心事，有了“觉悟”：都是那个姓丁的不好，勾引了父亲…… 世俗地想，如果没有丁是娥，这个家也许依旧风和日丽，父亲与母亲也许依旧相亲相爱，所以当不可逆转的境况出现时，通常的情况下第三者便是当然的罪魁。大半个世纪之前，我们都还幼小，我们也只会这样去理解。判了，离了，房子和子女都判给了母亲，舆论也站在母亲一边，从外在的形式看，父亲是一无所有地出走了，而母亲除了获得财产的补偿以外还有舆论与道义上的胜利，然而真处在寻常的百姓家里，舆论与道义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不耐饥，不御寒，回到家看上去热热闹闹，走进房却依然冷冷清清，心灵的孤寂却要独自吞饮。走出家，也是单打独斗的一杆旗，苍天之下又有谁能与她分忧？ 妇女的解放与独立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又何其难啊。 同样星村十号的户主栏上抹去了解洪元的姓名，但抹不去他对儿女的牵挂。没有判离的时候，忙忙碌碌的父亲似乎很少挂念我们，离异的最初时日，他食宿于大庆里沪剧公会。有一天，他在翻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则影剧广告，努力沪剧团在永安剧场复演《八年离乱，天亮前后》，旁边有一行小字：“波儿星儿童星客串”。这就像突然牵动了他的思绪：初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波儿身体恢复了吗？星儿那么幼小也能登台演出吗？就在这则广告的旁边，是丁是娥与他的演出广告。如果仅仅是与顾月珍“对抗”，他心里或许不怎么难受，而今，他与顾月珍及子女“对抗”，他的心像是绑上了巨石，沉沉地往下坠。 事过境迁，当我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信手翻阅泛黄发脆的报纸：1951年12月22日的影剧广告：“波儿星儿准客串”，到了24日就改成了：“波儿星儿童星客串”，心头涌上的是椎心泣血的悲楚。努力沪剧团步履维艰啊。演戏演戏，戏却无戏，怎么能招徕观众？怎么能维持一团人的生计？改编好莱坞影片蒙受批评，上演古装戏也属错误，文化局戏改处处长于1951年10月27日作《关于今后戏改工作》报告中直白地指出：“戏曲应向现代剧方向走，主张抗美援朝就率直地描写我们抗美援朝英勇事迹，没有借用历史的必要。”“努力”的现代戏《好媳妇》曾轰传一时，但戏曲要部部进步、出出革命又怎么可能？更何况沪剧观众大多是都市里的小市民。解放以后，学听革命道理，学做社会新人，看几部革命戏新鲜新鲜还可以，但若是让他们一天到晚“革命”，那娱乐又在何处？不知节制地多演、滥演，观众如何不厌倦？顾月珍迫切追求进步，不愿搬演言情戏和老戏，业务也就日见清淡。不得已，母亲把未谙人事的儿女带上舞台，希望能以此吸引观众。 我演抗儿，随母亲来去，戏并不多。多的时间是呆在后台听叔叔阿姨们闲聊，才渐渐得知了“八年抗战”一剧的内容，也得知了我们家庭破裂的事实，得知了父亲像张忠良一样抛弃妻子儿女，另觅新欢。九岁的女孩混沌初开，善恶分明，随着出演抗儿，渐渐积聚起对张忠良的仇恨，积聚起对我父亲的仇恨。那天夜戏散场，母亲和孔嘉宾有事商议，我独自游荡于舞台与幕布之间，台下空空荡荡，台上冷冷清清，一盏晕黄的灯洒下了苍白和凌乱，我忽然想到了张忠良，心里堵得慌，就狠狠地用脚尖去踢沉甸甸的大幕。一位阿姨东张西望地奔上台来，牵住我的胳膊气喘喘地耳语：“后台门口有人寻侬。”阿姨拽着我出了剧场，遥遥一指，轻轻一推，抬头望去，路灯下有人向我招手。迟迟疑疑向前蹭，看清了看清了，那是我最亲切的身影，是我最熟悉的身姿。 我父亲！不，张忠良！两个念头同样尖锐地划过我的脑际，扯住了我的脚步。那手，仍在招，那人，仍在笑。那笑容月光下濡染得慈祥温煦。半年前，是他引领我走出死神的魔掌，生命的幽谷。一月延误，两度手术，才有我的小命。在我躺在白色病床上的时候，爹忙娘忙，只有珊珊代表他们来看我。小阿婆自觉延误了我的治疗，深感不安，每每向来医院探望我的珊珊询问，珊珊故意谎报病情严重，吓得小阿婆的脸拉成了苦瓜。有一天晚上，在我百般无聊寂寞难度的时候，房门轻轻地咔嗒一声，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笑脸：是父亲夹着凉席和毛巾被来陪我了。他笑吟吟地把席子铺在地上，说：“爹爹来陪侬，从今以后爹爹散了夜场就来陪侬。” 爹爹说话算话，从那夜以后每夜都来，一直陪到我出院。
第13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5）
就是这样一个好爹爹，转眼间怎么就成了张忠良？我下意识地向前蹭去，父亲的笑脸像一团磁铁吸引我步步前行。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年的父亲看见了广告，夜不能寐。他不能想象他的波儿星儿能粉墨登场去演抗儿。第二天，卸妆早，急急地赶来了，走进了剧场，观看了最后一场戏的最后几分钟，散戏后，他苦苦地守候在后门口。远远地看见了我，父亲柔声地喊：“阿波囡，我带侬去吃夜宵，再送侬回去，好不好？” 我则像是看见了现实生活中的张忠良，如被马蜂蜇了似的跳起来，冲口而出：“我不去！不去！侬是张忠良。” 他钟爱的波儿向他吐唾沫，鄙弃他的作为。 这就是一个破碎了的家带给每一个人的伤害。
第14章 万紫千红总是春（1）
新政权初定，政治运动风起云涌，“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学习”等等，相继镇压了戏霸夏连良（沪剧）、张春帆（越剧），开除了杨敬文等人沪剧改进协会的会籍，文艺界历经了一系列运动的洗礼，并且无论哪一项运动都需文艺界配合宣传，都需要动员演艺界参加。这期间，“上艺”、“中艺”两团合并，同台共演就会有角色磨合、经济利益、福利待遇等问题，诸事纷繁，千头万绪，全体演员众目睽睽地盯着上海沪剧团的解团长。 解洪元是团长，副团长有邵滨孙、丁是娥、石筱英。旧社会曾有过六头牌携手盛极一时却因名旦争角而最终散伙的往事，1952年因政治原因少了卫鸣岐，因家庭破碎少了顾月珍，也即是当初的两个团重又走到了一起，是非与矛盾当然不可避免，但解团长希望以儒家思想的“和为贵”统领全团，以牺牲个人利益的让利与让角色为代价和稀泥。也许解洪元的灵魂里有很朴素的想法：只要我紧跟了，只要我付出了，党总会让我成为“公家人”的。虽然身份尚未转换，但他早已自诩共产党干部了，所以时时事事顾大局识大体，待人宽厚处处退让。那退让背后的隐情是什么呢？多年漂泊江湖的父亲从心底里渴望跟定一个好政府吃一碗安稳饭，因为演员毕竟吃的是青春饭！ 从1949年以后，作为团长和名角，解洪元已多次自降包银了。在上艺沪剧团时，为了降包银的事，丁是娥和他闹过，但解洪元 “以子之矛击子之盾”，拿出了丁是娥刊登在《沪剧周刊》上要求进步的讲话堵住了她的嘴。这一次两团合一，争取到“民营公助”，距离正在兴起的“国营”性质只一步之遥了。工资自然要重新评议，合议的结果，三位副团长每日每人十元，团长按理至少应超过十元，但解洪元为作表率，定得与副手相同，并且在日薪十元的基础上再日减一元，每月减去30元，这等于自动降低了薪级。这样做自然很得民心，但也有人说他冒傻气。因为从某个角度上说，薪金是艺术价值货币化的一种认定。后来的结果是，出让利益也并不仅仅是出让了钱，等到全国文艺界统一定级、靠级的时候，解洪元的起跑线就再也拎不上去了，永远无法再作横向比较。 1952年，国家文化部决定于国庆三周年之际，举办首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以体现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4月3日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建院所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精神。参加会演的有23个剧种，1600余人，演出优秀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题材戏共82出。这样的会演确实体现了“百花齐放”，但体现“推陈出新”的“新”字比例就小得多了：只有十分之一的当代题材。而在这十分之一中，上海沪剧团竟有两台剧目入选。一台是根据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改编的《罗汉钱》，一台是从歌剧移植过来的保留剧目《白毛女》。沪剧素有以“西装旗袍戏”引领时尚的传统，但在年轻的共和国历史上她却在众多剧种之中无意间扮演了政治引领的先驱。把赵树理的小说《登记》搬上沪剧舞台，并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是由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创作研究室集体改编的。剧团的同仁们对表演这样一出山西农村题材的剧目没有信心和把握，尤其在角色分配上更是一道难题。经过团内的广泛讨论，解洪元团长决定：石筱英与解洪元分饰小飞娥与张木匠，丁是娥与邵滨孙分饰小飞娥之女张艾艾与意中人李小晚，筱爱琴饰艾艾女友燕燕。而在《白毛女》一剧中，筱爱琴与丁是娥分别饰前后喜儿，邵滨孙演王大春，解洪元饰喜儿之父杨白劳，石筱英演张二婶。从这张角色的分配表可以看出，让正当而立之年的丁是娥去扮演农村少女张艾艾，少了一份纯情与稚嫩；让三十又四的邵滨孙出演青年农民李小晚和王大春，却是多出一份成熟与遒劲。怎么办呢？剧团一合并，主要演员就多出来了，解洪元谁也不想得罪，万难之下那就只好得罪自己了。团长身先士卒，从正场小生退到老生，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手执权柄的解洪元，身上少一股杀伐之气，缺几分铁腕之力，两台戏的角色分配可以说是稀泥和出来的杂色拼盘。这样的名单报到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刘厚生一锤定音：“由丁是娥出演小飞娥。”丁阿姨自是喜出望外。三十啷当毕竟不是豆蔻年华，不能去争演艾艾，小飞娥虽是徐娘旦，却是主角，所以是正中下怀。请来电影导演执导《罗汉钱》，使丁阿姨获益匪浅。小飞娥徐娘半老却丰韵犹存，她俏丽、聪慧、泼辣，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留下的阴云，使剧中人物的性格显示出生活历练的丰富性，同时，这样丰满的戏剧角色也造就了丁阿姨，使她能淋漓尽致地施展艺术才华，让她的艺术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角色重新定位：丁是娥主演小飞娥，石筱英退而扮演媒婆五婶，艾艾一角由筱爱琴扮演。其间委屈最大的当是石筱英。两团合并前，她哪个戏都是主角，无论《大雷雨》、《秋海棠》还是《杨乃武与小白菜》，而且由于这样的戏观众如云，日进斗金，每月都能领到双包银。为求进步，追随革命，她掼碎了双包银；如果两团不合并，论地位，论声誉，小飞娥非她莫属，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要她去演媒婆五婶：一个彩旦，一个油嘴滑舌的丑角。若是解洪元的主张，她定然拂袖而去，可现在，这是共产党领导共同的看法，她怎敢违抗？更何况她的前夫是一个逃往台湾声称“要与蒋总统一起反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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