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完全篇)

    浴室里洗澡。屋子里刚刚收拾过一样，到处干干净净的。电视矮柜上点了一柱印度香。香炉旁有几本英语教材。走进卧室里看看，床上扔着玲姐的内衣。打开音响，是一首英文歌。这一切很熟悉，我却有一种走错了门的感觉，像不留神走进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家里。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一点一点想起来了：我刚认识玲姐的时候，她已经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几乎什么班火暴她就参加什么班），其中就有英语。我第一次来玲姐家，就看见过这几本英语教材，而且就摆放在现在摆放的这个位置。搁下了很久的英语教材怎么又翻出来了？这个疑问像香炉里升起的烟缕，缭绕了一会儿，消失了。　　我敲了敲浴室的门，告诉玲姐我来了。　　玲姐答应了一声，说她马上就出来，接着问我出门的时候，告诉母亲我上哪儿去了没有。　　我想了想，说没有，不过她好像知道。　　玲姐说：“她知道？那她说什么没有啊？”　　我又想了想，还是说没有。　　玲姐打开门出来了，穿着一套几个星期前我为她买的新衣服。她这儿扯扯，那儿拽拽，好像有点不合身一样。她问我：“你妈妈不会找到我这儿来吧？”　　我说：“怎么会？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玲姐说：“就是因为你不怕，我才怕啊。想想那天在烤鸭店里，其实我怕得要命。”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妈找不着你这儿的。”　　玲姐说：“万一她让许可佳带她来怎么办？”　　我笑了，觉得玲姐像变了个人似的。跟烤鸭店的举止一比，她这会儿简直像个胆小莫名的小女生。原来她一直是强撑着的，我心里涌起一股要保护她的冲动。我把她揽到怀里，轻声安慰着她，说许可佳即使带着我妈妈来了也没关系，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坏事。玲姐摇摇头，说：“我说不过你，可我就是担心叫她们知道了。这两天真是担心得要命。要是问起来，你可一定不要承认啊。”　　我又笑了。有点想问问她，她现在跟老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话到嘴边，却谈起了许可佳。我告诉玲姐，今天许可佳向我母亲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母亲跟许可佳编了个挺复杂的故事。我问要不要我跟她讲一遍。　　她摇摇头说不用。想了想，又说：“本来你们家的那些表亲，我还是很有兴趣听一听的，可这会儿一提起这个就心烦。作孽作孽，我们真是难为你妈了。”　　我说：“先不要忙着内疚吧，等你嫁给了我，给我妈当儿媳妇，多孝顺一点，也就补上了。”　　玲姐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又乱说开了。”　　“这怎么又是乱说呢？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在老易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这样，不会是真要嫁给老易吧？”　　“我不会嫁给他的。他这人太好了。”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你跟他说好了没有？”　　“以后再说吧。”　　“又是以后，以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总得有个清楚明白的说法吧？”　　“你不要着急好不好？用不了多久，我想我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我问具体什么时候。　　玲姐想了想，说：“夏天吧，最迟儿童节。”　　一丝隐隐的不安又像印度香的香烟一样飘散在空气里。这么长时间，天知道会发生多少事。即使是像有一些日子那样，来上一段冷战，也够让人受的。拖得太长，对她对我都不好。我觉得应该给她一点压力，让她早点敲定。　　我有点夸张地摇着头，说我觉得最好提前，最好在她生日之前。“４月１９号。到了这一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当你是古时候的淑女了，什么那个摇头不算点头算的。然后向所有的人宣布。”　　玲姐望了我好几秒钟，说：“怎么搞得像最后通碟似的。”　　我说：“随你怎么理解，反正到了这一天，就不要怪我了。”　　她又望了我几秒钟，说：“好吧，我尽量争取在这以前告诉你吧。”　　闲扯了几句，玲姐让我去洗个澡，要我换上一套她为我买的新衣服。脱衣服的时候，我听见她打电话给一家餐厅叫送餐。等我出来，发现她已经把我买的年画贴上了，屋子里顿时有了一点过年的喜气。还发现她把棋具摆在了茶几上。　　我和玲姐有很久没有下过围棋了。最后一次下棋，是在怀柔山中的湖边。她白衣胜雪，坐在湖边一棵大槐树下。在她旁边，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下就睡着了。湖边很静谧，几乎能听见野鸭子的心跳。　　我摸出一枚棋子抚弄着，一边回想着玲姐那天下棋的样子，一边随手把棋子敲在棋盘上。棋盘上落下十几颗棋子后，我才发现这正是我跟玲姐那天下的一局。那天我没有让子，且执黑先行。布局是从天元开始的。也许应该说，一种情爱语言是从宇宙深处开始的。她紧紧跟随着我，对天元的棋子飞挂了一手，像轻轻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舞蹈就这样从棋盘的中心开始了。双方基本上放弃了争城夺地的胜负心，思考着怎么在黑白棋形的变化中保持住微妙的平衡。默契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共同目标是终局和棋，谁也不战胜谁。从棋理上来说，这一盘几乎是“反围棋”。一方有了失误，另一方就绞尽脑汁把对方失误的那一手变成妙手。一方有了妙手，另一方就想出相应的妙手让对方的妙手更光彩夺目。风起，金黄细碎的槐花缓缓落在身上，落在棋盘上。我和玲姐不时伸手把槐花从棋盘上拈出来。喜悦在湖光中缓缓流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玲姐，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像我们这样下围棋。　　我一点一点回忆着后来的每一步，越到后来越困难。有时候要想好几分钟，才能往棋盘上落下一颗棋子。玲姐微笑着望着我，眼眶有些湿润。见我复盘艰难，她托着腮跟我一起想。不一会儿，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了汗水。我让她不要想了。她摇摇头，不肯从炽热的思索中抽身而退。她把汗蹭在我肩膀上后，继续回想着。　　这是一局没下完的棋。因为哑巴农妇钻进草丛里捉那只正在打瞌睡的野鸭子时，野鸭子突然挣扎起来，呱呱的鸣叫声嘶哑悚人。　　我和玲姐终于回忆到被中断的地方。玲姐走到我对面坐下，说：“咱们接着下完吧？”　　我说：“好啊。”　　心里马上泛起了在湖边中断的喜悦。但下了几手后，却感觉到棋盘上生出了一股凉气，挨着这几手白棋的黑棋，仿佛都在微微颤动，试图远远逃离。再看看全局，那股凉气已经改变了整个棋势，一直波及到棋盘的最边缘。每一颗都在挣扎，都在呼喊救援。从前亲密相依的黑白子此时看起来，都像是在贴身肉博。如果以胜负来论的话，黑棋几乎大势已去。要想挽回来保持平衡，好像不是我的功力能办到的事。我悬在棋盘上方的那颗黑子久久无法降落，我收回手，吃惊地望着玲姐。　　　玲姐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玲姐是要借下棋来决定自己是否悄悄出国。出国的念头她早就有了，真正变得清晰起来，是去年１１月下旬我跟她在床上长时间交手辩论的那个晚上。但此后，她一直下不了决心。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我给结结实实地卡住了，动弹不得，无法自拔。”于是想出了这么一套不完全听天由命的决断程序。决定用这套程序来决断自己的未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点怀疑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精神状态，随即又打消了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她，这本身就是卡住她的一个原因。她总得给自己找个出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择这套程序，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选择。　　程序稍稍有点复杂：首先在棋盘上分出黑白输赢，然后再用从道士手里买来的棋子猜黑白决定输赢的意义。具体地说，假如白棋获胜，则由执黑棋的我来猜她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我猜对了她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她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反之亦然：假如黑棋获胜，则由执白棋的她来猜我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她猜对了我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我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不考虑和棋情况，排列组合一共８种，出国和不出国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这天我不知道玲姐心里是这么一番打算，吃惊了几秒钟，又挣扎着走了几步。后来，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在平手的情况下赢我一局，以后好取笑我。我就嘿嘿地笑着认输了。　　但我认输后，没从玲姐脸上看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她的脸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凝重。她叫我跟她一起去阳台上的蒲团上盘腿静坐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后，她取出了从道士那里买来的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我问：“你又要猜这个玩呀？”　　她说：“这回不是闹着玩，你可要用心猜。”　　她双手捧着两枚棋子，像作辑似的摇了三下，然后一手抓一枚。左手握拳向前，伸到我面前，右手藏在身后，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想都不想，就对她说：“黑色。”　　她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黑色。　　我笑起来了。她也笑起来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说：“瞧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她抹抹泪，说：“真是的，我怎么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好的大节，这样可不好。真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又认真起来了？也好，你身上又多了一种认真之美。”　　玲姐笑了笑，没说话。吃过年饭后，我们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有好几次我把头搁在玲姐怀中差点睡着了。这天我特别疲乏虚弱，本来想在这里过夜，后来想到母亲会盘问，十二点之前我还是下楼打车回家了。　　初三，许可佳上门拜年。　　许可佳告诉我母亲，说头天玲姐上她家里拜年来了，她问玲姐记不记得什么姑什么姨时，玲姐说，记不得了。许可佳嘻嘻地笑，对母亲说：“那些姑啊姨啊，她居然一个也记不得，她比您年轻十岁多吧，记性怎么这样差呢？还是您记性好。”母亲脸红了，打岔骂我，骂我那几天把她气糊涂了，那些姑啊姨啊记错了几个兴许也是有的，她那一辈的表亲实在太多了。然后骂我不该把耳环弄丢了，拉起许可佳的手，要去逛街。　　这天我父母和许可佳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到处都在打折，我父母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让我下楼接他们。一进屋许可佳就让我看看她的左耳，接着把右耳转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母亲给她买的一对耳环，随口夸了几句。买耳环的钱本来是要给我压岁的，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在我手心里拍了一下，又收回去了，然后将用途告诉了我。当时我笑了笑，说：“那你再来一下。”我母亲居然真的在我手心里又拍了一下。　　晚饭后送许可佳下楼，从五楼到一楼，我和许可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朵里灌满了下楼的脚步声，还有零星爆炸的炮竹声。　　走到门洞口，许可佳让我别送了，我说没事，送她出小区我也可以顺便在小区里散散步。许可佳说：“你要散步等我走了再去好不好？我总觉得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一样。小天，要是有坏消息，这会儿你千万别说，让我自己慢慢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nbsp＆nbsp

    第九部分（2）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踩着围棋子爬上去的。当阿伍把更多更不堪入耳的闲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笑了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也无法辩解。事情的背景太神秘复杂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秘书们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原先给韩总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对头安排的眼线，韩总当然不敢要。韩总点名要我，他的对头之所以画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和能力，只会下下围棋，正好让韩总玩物丧志。还有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人力资源部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死党，韩总的对头不点头，这才匆忙把我的材料搁在了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讨论。第三种说法来自林秘书，她的说法似乎与高层斗争无关，她说是我的围棋水平，还有我坚持不约玲姐来公司陪韩总下棋这件事，给韩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不出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没想到的是，阿伍却把我的沉默理解成疏远。从此，阿伍常常出现在袁大头那伙人的酒桌上。　　回公司总部后，第一次见到袁大头是在洗手间里。袁大头握手问候，热烈祝贺，诚恳要求彼此多多沟通多多关照，诸如此类，把这次见面搞得很正式，很隆重。有一瞬间，我几乎要产生错觉，觉得正置身于金碧辉煌的会谈室里。我虽然十分内急，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变得很诚恳，很庄重。第二次在洗手间里碰到袁大头，袁大头正站在小便池前抽烟出神，左手两根指头在嘴边夹着香烟，右手两根指头夹着下面，沉思的脸被一层薄烟罩住了。这次我先解决内急，然后跟他打招呼。袁大头哆嗦了一下，像被烫着了一样。他朝我笑了笑，解释他是来这补充尼古丁的，抱怨这烟抽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知道他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总办要求他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财务室三天两头找他算帐查底，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职位岌岌可危。5个月后，我接替了他。他被调任市场研究员，级别不变，但那是个寡淡的闲职。　　对于我在公司里职位的变化，玲姐高兴之余，好像有不少顾虑。她建议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照她的分析：１、那个韩总太嚣张，必定走不远；２、我不大像是能做好秘书工作的人。她这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扫兴，我刚接近公司核心的那股新鲜劲还没过去，我认为事情是有例外的。韩总那样性格的人，也有可能升到中央去。做秘书的，也不见得非某种性格不可。我觉得玲姐的眼光太机关了，在机关里坐久了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大多会条件反射地觉得应该什么样，有点模式化。这次讨论话不投机。还没来得及说别的，我就被韩总一个电话叫到了公司里，跟着他去了通县基地和城里几个下属机构。　　眼看着玲姐的生日（４月１９日）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又一点一点提了起来。我和玲姐的事，不知道她最后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这段日子，时间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没个准数，好不容易能抽身去看她，她不是要去英语班上课，就是要去外地出差，很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充分交流。我不清楚她心里在想什么，真希望我跟她的关系能尽快定下来，让我集中精力对付新工作。　　这种给挂起来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我有时候想，这大约就是报应吧。我施于许可佳身上的，现在玲姐还给了我。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两者还是不可比的。我父母走了以后，许可佳开始对我冷淡起来了，我觉得我和她的事大概已经完结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要我猜猜她在哪里，我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猜嘛猜嘛，接着我听见了一阵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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