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贵族家庭和“一般人家”的孩子，都经常被父母推给奶娘；贵族孩子通常由雇来的男女家庭教师带大；而穷人则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送去做学徒或做仆人；从中世纪到19世纪，欧洲的孩子经常被抛在路边、集市上，或扔到孤儿院，这些孩子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活下来。但是，另一些人，譬如弗兰西斯和约瑟夫？吉斯，则看得更全面一些，他们指出这些学者认为只有现代之前的父母才对孩子毫无柔情，这是信口开河。但是他们也注意到虐待性的、不注重感情的育儿方法是普遍存在的，并且说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加之婴儿死亡率极高，因而人们的柔情被磨得粗糙了，甚至对自己的孩子的柔情也所剩无几。 大多数学者进一步发现，在有史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儿童的x虐待相当普遍，虽然这令我们很难接受。但是，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曾一度被视为正常。倘若认真想一想，我们在犹太-基督教和古希腊（甚至今天的一些社会）记载中看到把女童卖掉，或是小小年纪就把她们嫁出去，这不是x虐待又是什么？父母将他们年幼的女儿卖给人家做小，或是卖到妓院，这种做法（在一些社会里至今仍然存在）不是x虐待又是什么？还有，古希腊为社会所接受的男妓，成年男人与男孩子的同性恋，这不是x虐待又是什么？ 而且，我们不要以为对儿童的x虐待只有古代统治关系社会里才有，有许多证据表明，对儿童的x虐待直到19世纪时仍然很普遍。坎伦？泰勒就在研究19世纪的医学著作时发现，医生发现那些患有性病的父母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经常可以在其生殖器、肛门和嘴部发现存在同样的病症——这清楚地说明，这些孩子受到过x虐待。＆nbsp＆nbsp
家庭、人权与统治关系梦魇
泰勒、弗莱克斯纳、肖特、埃里斯、德？莫斯、谢克和吉斯代表着新一代历史学家，他们所关注的是家庭和性的发展史。这些学者通过法庭记录、婚姻和出生证明、日记、信件，以及其他公共记录和私人记录（通常是“普通人”扔在阁楼或其他不起眼的地方的材料，而不是国王、贵族或其他“大人物”的材料），第一次开始重新构造一部亲密关系史——我希望这部历史有朝一日能够完全纳入我们关于过去的教育之中。 我这么说有几条理由。一是这种信息本身就很重要，因为和教科书比起来，它更准确地、也更丰富地向我们描绘了过去的生活。但是，主要的原因在于，要了解一个压迫性的、不人道的制度如何维持下去——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改造它，就少不了这一部分。 史前从伙伴关系向统治关系的转变使家庭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倘若要把这种转变再扭转回来，就得明白家庭和亲密关系的社会构成是所有社会关系建立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这种因素虽然还不是全部因素，但我们看待和对待最亲密关系的方式，是我们所有关系的社会构成的关键。 其实，心理学家已经有了大量记录，表明我们对自己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的看法，主要地并不是靠所谓政治和经济这些公共领域而形成的。政治和经济当然会影响其形成，而且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不断交流的，它们都是在社会中建构的，要符合某一特定社会制度的需要。但是，我们最终在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中如何看待自己，这多半是在我们的家庭和其他亲密关系这些所谓私人领域中形成的。我们正是在这里，最先获得了以后成为习惯的思维、感觉和联系方式。正是通过我们的亲密关系——带有直接的肉体接触或触摸的关系，这些习惯不仅在我们的头脑里，而且在我们的肉体里，在我们的神经和肌肉模式里，深深地扎下根来。也正是通过这些关系，这些习惯日复一日地得到强化。 简单说，我们正是在这种亲密关系中，尤其是在我们得完全依赖成|人才能活下来的童年时期，最早学习究竟是尊重他人的权利，还是接受对人权的侵犯，逐步达到在思想上认为“本来就是如此”。尽管自古以来就有叛逆，就有自觉反抗各种残酷和不公的人，但是，大多数从小就在侵犯人权成为正常环境里受到熏陶和长大的人，不大可能创造出一个不经年累月侵犯人权的社会。其主要原因，是否认的心理机制——由于恐惧将人类的基本需求、感知和体验抑制为无意识，这种心理机制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够接受、甚至推崇虐待性的和暴力的关系。 心理历史学家乔？伯格霍尔德（joe berghold）指出，一个受虐待的孩子，其心理非常接近于催眠状态下的梦魇。处于催眠梦魇中的人在思维、感觉和行为上严重地受他人暗示的影响——确切些说，这些暗示就是命令，因此他们抑制了自己的感知、感觉，甚至意志。但是，在长期受虐待的孩子身上，一旦他人对现实的看法取代自己的看法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么就连自己所受的虐待、自己的痛苦和自己的愤怒，久而久之也就渐渐地变得不真实了，它们被压到大脑最深处的潜意识之中，或者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这正应合了维护统治关系制度的要求。 因此，伯格霍尔德认为，只有人民开始从“社会梦魇”中觉醒，真正的进步才可能发生，而这种“社会梦魇”主要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虐待儿童这种传统的恶果。其他学者也使用了社会梦魇这个概念，譬如威利斯？哈曼（willis hrmn）。他在《全球换脑》中指出，文化适应在许多方面与催眠是一个道理，他所说的归顺的文化梦魇长期以来影响着人们去接受不公正的制度、压迫性的统治和扭曲的形象以及角色模式，使之合理化，用他的话说，是使之“合法化”。但是，伯格霍尔德在其心理历史分析中，将这个概念从理论中拿出来，用来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活动。 伯格霍尔德与哈曼一样，认为我们一旦真正意识到我们在文化上被同化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就能学会超越我们的教化。但是，他的重点在于，对一部服从统治、宰制和剥削的历史，在心理学上可以解释为那种敏感性从个人扩展到更大的政治领域。他举例说，在经常施行严厉惩罚的家庭中长大的人更易于催眠。他指出，在童年时被迫压抑自己的欲望，被迫接受权威强加的现实的人，长大以后特别容易接受统治、宰割和剥削。 当然也有大量证据说明，在等级森严和经常有痛苦惩罚的家庭里长大的人，学会了压抑对父母的愤怒。也有大量证据说明，这种愤怒常常被导向历来无势的人群（譬如，少数人群、儿童和妇女）。而且，根据心理学家埃尔斯？佛伦克尔-布伦斯维克（else frenkel-brunswick）在这一领域的权威性著作《专制人格》中的记载，这些人儿时遭受虐待，使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可怕的专制父母的要求，长大后也格外容易使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屈从于专制的领导。换言之，他们既学会了将压抑着的愤怒向他们眼中的弱者宣泄，同时也学会了向专制或“强人”的统治屈服。而且，他们稍有反叛（甚至只是在遭受不公时“还几句嘴”）就会受到严厉地惩罚。这使他们逐渐学会否认童年的遭遇有什么不对——因而也以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 这种否认的心理机制能够解释为什么——如瑞士心理分析家艾利斯？米勒（lice miller）在《为了你好：育儿方法中隐藏的残酷和暴力的根源》中所记载的那样——一代又一代父母和孩子在不自觉地重演着他们自己的不幸遭遇；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毫不犹豫地服从“上级”的命令，不论这些命令多么地野蛮；也能解释为什么从古至今专制统治者却总能享有这么多人的忠诚，甚至获得他们的爱戴——这也正是他们在家庭中必须做到的。 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这些家庭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正相反，专制的家庭——包括使用暴力确立权威——对人是一种训练，能使他们适应于专制的社会制度。为了维护统治等级，在这种社会制度中，虐待和暴力已经被植入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交互心理动力，它从来就不仅与家庭，而且与为使我们将统治关系的“现实”视为必然而进行的终身社会化过程中的其他每一个社会制度都不无关系。 另外——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这种社会化不仅影响人的思维和情感，而且影响人的心理和肉体。其实，童年的影响在肉体这个层面最有效，也最持久。因为这时专制的控制伤害最大，维护统治关系制度所需要的心身病态模式，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扎根的。 人类学家c？弗雷德？布莱克（c. fred blke）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对中国革命前的数百年间妇女裹脚的做法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教导妇女在最基本的自我意识中，依照别人的意志，不仅要接受对自己思想的扭曲，还要接受对自己的肉体实行最痛苦的伤害。从五岁左右到十三四岁，不仅是统治阶层，而且全体人口中的大部分小女孩都要裹脚，因而要遭受阻碍她们的肉体自然发育和成长的折磨，她们的脚被严重地致残。从性别的政治学角度看，裹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使男女都认为，女性的基本特征就是服从男性的欲望，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话语（以及思维过程）。但是，在细胞和神经通道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它的作用远远超过这些。裹脚行为从小就训诫着中国妇女的思想和肉体——以及她们视为认同或自我的核心，使之符合权势的需要，不管这将给她们带来多大的痛苦。 此外——这一点也至关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在表达女孩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这种象征层面上，和按照社会制度的要求而造就肉体这种肉体层面上，主要媒介都是女孩子的母亲。也就是说，这个媒介也曾将自己的身体（以及她的自我意识），按照外界的要求来铸造。于是，布莱克指出，母亲们不仅造就了对“女性 ＝ 牺牲自己的欲望”这样一个等式的服从，而且时时告诫女儿，要想找个好丈夫，就得牺牲她们跑跑跳跳、甚至正常行走的自然能力——就得忍受巨大的痛苦，包括“数月甚至数年的剧痛，以及浸了血水，粘了肉痂，变得硬梆梆的裹脚布”。 最重要的是，女孩子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布莱克所说的“‘关心’与‘痛苦’的合并”——这样一来，有朝一日，她们就能以爱的名义，如此对待她们自己的女儿。她们使自己的女儿们知道，能带来爱与快乐的东西，同时也是强制性地给她们带来巨大痛苦的东西。除此之外，在缠足以及去掉那块令人痛苦的裹脚布所招致的惩罚中，女孩子们学会了压抑，不仅压抑她们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而且压抑了对母亲和男人的愤怒，她们听说男人倘若要娶她们为妻，就需要这样。 总之，中国妇女缠足是使她们接受一种角色的方式，在这个角色中，她们要终身遵从男人和男人的欲望，以及所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裹脚不折不扣地制造了我们称为统治关系梦魇的东西，这是对伯格霍尔德的概念所做的扩充，即视统治关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惟一正确的、真实的和普遍的现实。它还成为妇女宣泄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载体，但不是向她们满足了其残酷愿望的人，而是向其他妇女——尤其是她们自己的女儿宣泄。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例子，它说明否认是如何维系人们自己的服从的。而且，它使得这种麻木身心的关心与伤害的混合，以及一种人对爱的需求与对痛苦的顺从相联系的制度，一代一代地复制下去。＆nbsp＆nbsp
前推力与后拉力
我们已经看到，关心和伤害的这种混合，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统治关系育儿方法的特点，而且是使人们适应最终建立在怕苦之上的等级制度的有效方法。有时，譬如在革命前的中国，我们会看到更多对小女孩的公开暴力。有时，譬如在今日的西方，对小男孩的暴力或许更多一些。有时，关心和伤害的混合主要在心理领域。但即使那样，它也仍然会殃及肉体，因为在肌肉和神经模式的发育过程中，我们的肉体会对心理虐待作出反应。正是这些为统治关系社会中性的社会构成提供基础的模式，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观点，即人与人的关系必然以建立在强制或对痛苦的恐惧之上的统治等级为基础。 因此，我们倘若要向另一种社会组织转移，在其中人类对爱的联系的需求，不再与强制以及制造或接受痛苦纠缠不清，因而被扭曲、被滥用，那么就要制止对这些心身病态动力的复制。我们要杜绝对那种文化造就的思维定势（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虚假的意识）的复制，它一方面使虐待和暴力显得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通过诸如羞耻和否认这样的心理力量，使人对虐待和暴力视而不见。总之，我们在第一编中考察的那些伤害的制度化，已经造成了一种社会梦魇，这不仅是一种比喻，也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受。我们要将自己从这种梦魇中唤醒。好在过去三百年中，这种事就时断时续地发生着，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至少在一些地方已经使专制政府为更民主的政府所替代，与此同时，男女关系和亲子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稍后，我会更详尽地探讨性别关系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性关系的变化——已经并且继续在不断变化的意识和文化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但是，现在我还要说说这三百年来、尤其是西方的家庭的重大变化——别忘了，这些变化不能脱离更大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性别关系和性的社会构成的变化而孤立存在。 这些家庭方面的变化在西方也是从中世纪末就开始了。但是，家庭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crl degler）认为，“现代”家庭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的。那时，不论在习惯上还是法律上，男人在家里仍然高于女人。但是在那时的家庭里，夫妻间和亲子间相亲相爱的联系，已经越来越被看得高于权力的联系了。 因此，男人统治女人不仅在家庭里，而且在社会上，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怀疑——这便带来了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深刻地影响着亲子关系。譬如，德格勒就指出，当妇女得到更多的尊重时，母亲的角色——以及体现出更多温柔和爱护的理想的教子方法——就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同样，由于年轻妇女不再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束，能够更多地接触青年男子，婚姻基础就越来越转向浪漫的爱情，而不是父母之命。虐待性的和暴力的育儿方法也日益受到挑战。就连对性的双重标准，以及认为妇女的性必须受到男人的严格控制的观念，也遭到公开的非难——对这个话题，我们稍后也要做更深入的探讨。 我们至今仍能在身边看到，将亲密关系由挑战向伙伴转移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统治关系还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尽管如此，西方社会和西方家庭的民主化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它历来遭受到强烈的抵抗，它所取得的成果在阶段性的倒退中也有损失，然而到20世纪下半叶，当民权、反殖民化、妇女解放和反战运动愈演愈烈时，对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里以统治为基础的关系的斗争，再一次加快了速度。 引发这些斗争的因素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主要是西方工业和城市经济基础逐渐取代了农业和乡村经济基础，同时识字率和价格便宜的阅读材料增加，由此产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变。此外，随着以制造为主的经济开始向经济学家所说的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过渡，技术、社会和经济变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为意识的更大变化——现在通过电子通讯技术可以更快地传播——打开了大门。 但是，这些巨大变化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从统治关系梦魇中的不断觉醒——社会科学的出现，尤其是现代心理学成为一门新科学和新疗法，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觉醒。因为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事情的认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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