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术的人。宗教领袖们对他们软硬兼施，一会儿用最可怕的神的惩罚吓唬他们，一会儿又哄骗他们说，上帝只选中了他们行救赎——条件是他们得绝对听话，而其他人都会在哈米吉多顿（rmgeddon）带来世界末日时遭到毁灭。但是，他们对“传统的”统治与被统治家庭和性关系的任何改变所做的强烈抵制，只是统治关系复辟和将决定我们未来的伙伴关系复兴的斗争的一部分。 倘若原教旨主义右派夺取了权力，我们肯定会看到极为严格的社会控制和性的控制。因为他们要强加给我们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法西斯，最强壮的强人将是怒气冲天的天父，既不喜欢自由也不喜欢平等，他们倚仗最痛苦的暴力恐吓（并假以行为）来维护他的权力——那些以他的名义施行统治的人也一样。他们重新加于我们的，是对女人和女人的性严格的暴力控制——倘若有“必要”的话，因为这种控制既是其他形式的统治和控制的象征，也对其是一种辖制。但是我们将会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根本问题的斗争，譬如我们如何看待性、性别和我们的肉体，更加微妙和普遍，已经超越了左派和右派、宗教和世俗这些传统阵营。尽管有倒退，可也有强大的、不断积累的向前运动——虽说有暂时的逆流。 这个运动的成败至今未有定论。我们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挣脱了数千年统治关系的梦魇，因而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视为现实的，其实许多是社会造成的——因此也能被解构和重构。因此决定我们倒退还是前进的因素，就在于我们能否不仅将解构继续下去，而且把重心移至重构——尤其是重构我们关于性别、性和肉体的最根本信念，这是日常生活——安东尼？吉登斯（nthony giddens）的这个词用得非常恰当——的民主化的中心。因为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能够保持个人和公共领域内的持续变革。 解构将采取何种具体形式，现在计划还为时过早。但是，倘若我们能完成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组织的文化转型，我们将迎来真正的性革命——性不再与统治和服从相连，而是充分表达人类渴望联系和性快乐的能力。那时的性将使我们更多地表达和体验作为意识的异常状态的性激|情，也会使我们认识到，性快乐也能与内在的、先验的精神相融合。它将使更大的性自由与更多的同情、尊重、责任和关爱相结合。 我这里所说的性关系中的同情、关爱、责任和尊重，并不等于那种从一而终的性关系。白头偕老的婚姻中的性关系或许包含有这样的品质，但它经常缺乏尊重、同情、责任和关爱。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夫一妻制序列（指连续数次认真的婚姻关系，而不是一辈子只有一次），以及适当的性冲动和性实验，与关爱、同情及相互负责和尊重的性关系，并不矛盾。 认识到性可以是精神的，也不是说等我们转入了伙伴关系社会，一切性关系都必定包含这一面。但是，在一个充满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氛围的社会里，所有的性关系——从最逢场作戏的到最热烈真诚的——都将不再是冷漠、机械和/或强制性的。人的肉体，男人的和女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也不再成为仅供人利用的工具，更不会遭受他人的虐待。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建设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对充满关爱的联系的渴望，对在与另一个人肉体和灵魂的结合中展现更高的自我的渴望——一句话，对爱的渴望——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不是遭到扭曲和压制？我相信，我们能够建设一个这样的社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要建设一个不将性与暴力和统治联系，而是与真正的感情——与我们体内和周围给予生命和快乐的力量——相联系，就需要彻底挣脱长期不自觉地将我们捆绑在痛苦的、不健康的神话和现实之中的绳索。我们需要了解我在此所说的肉体的政治学，以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的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统治和暴力如何以及为何会进入se情，甚至再伪装成精神，因而受到崇敬。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开始重建性关系和精神，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因为，我们在第一编中已经看到，在伙伴关系社会和统治关系社会中，建立性关系的方式是大相径庭的。 总之，下面的章节所要探讨的是，我们需要从现代意识革命和现代性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倘若我们想创造有利于而不是阻碍我们这个物种的巨大潜力——包括我们高度发达的爱和快乐的潜力，它使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绚丽多彩的生命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就必须进行这种过渡。＆nbsp＆nbsp
将暴力带入se情
我们已经知道，在西方史前史中，对性的看法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性曾经是与神圣、宗教仪式、女神相关的行为，后来变成了男尊女卑的表现。接着，宗教当局说，肉体就像女人一样，属于低级层次。于是，控制女人（中世纪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女人是最低贱的，他们甚至说女人或许根本就没有灵魂）以及所有与肉体有关的东西，使之服从，就成了男人的职责。这一切使男人开始了与自己的肉体的战争。这一切也使男人开始了与女人的战争——于是就有了“两性战争”这么一种说法。 但是，即使在最严格的统治关系社会里，也并非个个男人都积极地在这场战争中充当斗士。有时，男人反而加入女人的阵营，反对战争，也反对两性的战争。譬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越战情绪高涨，妇女解放运动萌生，人们就打出了这样一条标语：要zuo爱不要作战。但是，标语毕竟是标语，它不够深刻——它没有指出，在统治关系的头脑里，zuo爱就是作战。 这一点非常生动地表现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学会的表达仇恨或轻蔑的词语，有许多都带有性的意义：譬如母狗、杂种和操（“操你”或“操你妈”）。男人们称之为“打架用语”，真是准确得很，因为接着就常常是要使人致伤或致死的行为。同样，对女人有一个非常粗鲁的污辱性词汇，“bi”（对女性生殖器的俗称），用来表达对女人的仇恨和轻蔑，通常也伴随着肉体暴力行为。 性与暴力的联系在军队用语中格外明显：这是用来描述以致伤或致死为目的行为的语言。其实这种语言与性语言几乎就是一码事。士兵的目标就是征服敌人的领土，同样，男人的目标，就是在性上“征服”女人。在性上“战果辉煌”的男人被称为女士杀手。在军队里，男人的性器官被戏称为枪。（我曾经亲耳听见军人的妻子教她们的儿子把荫茎叫做枪，说是一种“礼貌”用语。）格斗分析家将新式武器称为“穿透助力器”——而性茭就一直被说成是男人“穿透”女人（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提到男性的器官这时其实也被女性的生殖器所吞噬）。将军们和政治家们提到核武器时，总爱说它们“为你的威慑”提供了更大的“砰”（bng，意为“攻击力”或“打炮儿”），（男人们常用bnging即“打炮儿”一词指性茭）。 但是，两性战争与军事战争不同，后者即使在统治关系社会里也只是时有发生，而前者与日常生活和思想完全融为一体。军事战争是公开宣战，公开对抗，而两性战争中的暴力，以前则一直为人忽视，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甚至最野蛮和最赤裸裸的性暴力形象，至今仍在流行，人们认为它们不过是肮脏或滛乱的东西——是人类的性的一个方面，它让有些人觉得带劲，而另一些人则觉得滛秽或肮脏。 但是，将野蛮和暴力带入se情，不仅能够维护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统治——这是两性战争的目标，在一些名著里，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已有很好的表述；也不仅是男人好战——这也是公然以征服和统治他人为目的的。它还是维持某种生活方式和死亡方式的有效手段。男人和女人在其中学会了接受暴力和强制性的接触，认为这不仅很正常，而且好玩得很。 我又要强调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被成功地社会化为这个样子。其实，许多男人，以及许多女人，对暴力和残酷是非常害怕的。可是，系统地将统治和暴力带入se情，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儿童心理，就能解释全世界的男人——已经习惯于将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野蛮及暴力与性兴奋联系起来——为何殴打、折磨甚至残杀其他同类（不管是政治犯、宗教异端分子，还是妇女），而且好像从中还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nbsp＆nbsp
性、野蛮与人性
写这一章时——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意识到，我这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也并没有看到针对妇女的暴力有多么顽固，性与统治和暴力的联系如何加剧却又掩盖了这种暴力。我甚至更明确地意识到，否认的心理机制在整个统治关系历史上，如何使我们接受了野蛮的现实，尤其是当我们认为这一切都不可避免时。因为否认不仅使我们对野蛮和暴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将我们的感知和体验挤到大脑的潜意识中去；而且还使我们接受两种互相矛盾的现实——这两种现实都强化了统治关系的现状。 一方面，他们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性与暴力统治的联系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这种联系不仅正常，而且不可避免——这就是人性，或确切些说，这就是男人天性中的一部分。 因此，只不过就在数年以前，英国著名作家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还说，“在性方面正常的人”都有可能做出情杀这样的事情，因为“性行为与谋杀有非常相似之处”，他认为“谋杀者和受害人的关系，与穿透女人的男人同女人的关系一样”。这也是罗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的看法，他甚至在《性兴奋：se情生活的动力》一书中指出，“倘若不算对肉体性敏感部位的直接刺激产生的明显效果，那么激发并加强性激动的是敌意——公开的或隐藏的伤害另一个人的欲望”。换句话说，斯托勒认为“伤害和受苦”是性激动的中心，对“性工具”的糟践，将之作为恋物癖的对象（非人化和物化），甚至利用性进行“报复”，都是正常的。 斯托勒所说的性工具是女人，或在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性角色的男人。而他那充满敌意的性描述中的主角，则是男人，尽管他认为女人愿意接受x虐待，“因为这是她战胜男人的方式，她最终控制了男人，因为她才是一切的根源，他们只不过是对之做出了反应而已”。 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发出这种奇谈怪论的不仅有男人，也有女人。譬如弗洛伊德的学生海伦？多伊施（deutsch）。弗洛伊德认为，“正常的个人也可能有性自虐的倾向”（在弗洛伊德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个人就是“男人”），因为“大多数男人的性都表现为攻击和服从倾向的混合”。多伊施补充道，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女性x虐待也是非常“正常的”。 倘若一个女人承认统治与被统治的性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然要比那些怀疑这种关系的人能够得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更多关注。而且，总有一种新权威对我们说，暴力和残酷是“人的天性”，在性上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残暴和野蛮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史前社会里，并不像后来这么突出。我们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发现将野蛮和暴力引入se情的迹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相反，那时se情是一种艺术，它所表现的是对妇女的性力量的崇拜和敬畏。 再说，倘若男性的暴力是一种遗传，我们就不应该看到这种暴力有如此多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不仅因时代而异，而且因社会而异。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可以发现严格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性别定式与高度的社会暴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不仅如此，倘若男性暴力果真如我们常常听说的那样，不过是男性荷尔蒙的作用，那么，男人就应该都残酷而且喜欢暴力，至少大部分都这样，而女人永远或者很少会这样——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有些研究发现，荷尔蒙睾丸激素（男性体内比女性体内含量高得多）与暴力行为之间有一定联系，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但是，即使睾丸激素对男性暴力有一定影响，作为一个群体，男性更容易学会暴力行为，社会环境（包括男性是否受到系统的暴力行为的教育）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睾丸激素的水平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的，当进攻性行为得到社会的“回报”时，睾丸激素水平就会上升。 最近的研究表明，对肉体或情感的唤醒——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的定义，都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譬如，在一次健康试验中，对男性受试者说给他们注射了维他命，而实际注射的是肾上腺素，它会导致显著的荷尔蒙唤醒。然后，这些男人被分成几个小组，在不同的房间里等待“维他命”生效。房间里有试验工作人员，根据指令做出不同的举动。对一组受试人员，工作人员制造出试验者称为“气氛条件”的环境，向受试者提出一些冒犯性的或污辱性的问题，并做出冒犯的举动。对另一组受试者，工作人员则制造“欣快条件”环境，他们和气友好，行为轻松愉快，并邀请受试者共享乐趣。研究者发现，这两种大相径庭的社会环境对参加试验的人的反应有深刻的影响——一组受试者表现出气愤的情绪和敌意的行为，另一组受试者则表现出欢乐的情绪和轻快的行为。 显然，残酷和自虐行为并非完全是荷尔蒙唤醒的结果。我们不应该对社会环境——包括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如何看待发生在他们肉体内的事情，以及如何对此做出反应——不予考虑。 但是，最明显的一点或许是，倘若男人果真由于荷尔蒙或遗传因素而天生地喜欢暴力，那么就不需要时时对男孩子和男人实施暴力教育了。换言之，倘若男人作为一个群体真的比女人更容易学会暴力 （面对人类行为如此巨大的差距，以及学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就更不应该通过所有可能的社会手段——包括性兴奋与暴力和残酷的系统联系，系统地强化这种倾向了。＆nbsp＆nbsp
暴力的男性脚本
进入se情的暴力并非男人有史以来并且仍在受到的惟一将享乐与暴力相联系的教育。享乐性活动，如游戏和玩具，与暴力的系统联系，从童年时期早就开始了。父母在那时就给男孩子玩玩具剑、玩具枪，现在又有了导弹发射器和以杀人获胜为目标的电子游戏。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通过歌颂战士或英雄的征服者的书籍、歌曲、电影、漫画和电视节目，进行这种教育。妇女在这种教育中积极合作——男孩子哭了，母亲会说他“娘娘腔”（也就是文弱的女孩），而女孩子则看不起敏感温顺的男孩，称他们为“熊包”或“软蛋”，她们个个都说喜欢粗壮的“强汉”——有时甚至是那些以抽打女人作为表达“爱”的方式的男人。 因此，进入se情的暴力只是男性社会化的一部分，这种社会化在不同程度上是以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n tomkins）所谓强壮男人为脚本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超级阳刚社会化。汤姆金斯以其“脚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格是在内在脚本和文化脚本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闻名于心理学界。他指出，这种脚本被传授给男人，使他们为文化规定的角色做好准备。在他的分析中，他首先提出了我们以前考察过的一些东西：生活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中的北方游牧民族，似乎最早发明了汤姆金斯所说的由战士和“视勇猛与死亡高于生命与团结的男性凶神”统治的社会。他指出，这些社会所形成的男性脚本延续到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它们代代相传，“自己证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 1988年，汤姆金斯与心理学家唐纳德？莫舍（donld mosher）合写了一篇题为《描述强壮男人》的文章，发表在《性研究学报》上。这篇文章分析了强壮男人脚本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重男轻女，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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