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讲给孩子听的看似无害的神话故事所传达的另一个信息：关于性和女性肉体的非常下流的信息。因为这些故事不仅讲述被动、无助的女孩子如何要依靠男子的拯救才能活命（就像谚语中所说的，被绑在铁轨上的少妇），教给小女孩幻想有人来救她，而不去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它们还在小女孩的头脑里植入一种女性脚本，教她们将自己的肉体视为换取安全、幸福和——倘若她们找到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王子——地位、财富的商品。更有甚者，它们暗示男人就是派这个用场的；聪明的女孩不要努力建立什么爱的关系，而要获取经济上和（或）政治上最有势力的男性的欢心。因此，像《灰姑娘》这样“天真”的神话故事所传达的最终信息，竟是女子——而且应该——把自己的肉体卖给男人，最好是卖给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像神话故事中的王子那样），不仅妓女是这样，而且全体妇女都是这样。 当然，倘若父母明白他们向孩子可塑性很强的头脑里灌输的竟是这么一些思想，他们中大部分人会大吃一惊。我以前就不知道这些故事教给我女儿的是一些什么东西。直到现在，我还会突然发现一些非常明显但以前却从未注意到的东西。 譬如，我最近才觉得灰姑娘面目可憎，因为她的所作所为等于对无以数计的小女孩说：好孩子对不公正要忍气吞声，不要反抗，悄悄地哭泣，从早到晚地干活，接受日复一日的残酷剥削。这故事我以前读了许多遍，竟没有发现这也是对小女孩的一种训练，使她穿得进王子的鞋——亦即符合百依百顺的贤妻标准。 灰姑娘的故事里还给女孩子和女人传达了另一个信息，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读懂：女人不应该也不能相信其他女人，更不能指望从她们那里得到保护。因为故事里惟一的成年女人不仅对灰姑娘很不好，而且净给自己的女儿出馊主意，让她们削掉肉体的一部分，去适应故事里寓意深长的小鞋。这个至今非常流行的故事的另一方面，是我到现在才明白的。那就是，《灰姑娘》通过描写女人们急赤白脸地取悦于王子和他的使臣，不仅告诉女孩子要“幸福地”适应王子的鞋（也就是说，以他规定的方式，变成他想要的样子），还告诉女人要为虎作伥，维持自己的无力。 或许应该有人写一本新版的《灰姑娘》：在这个故事里，灰姑娘也和现在的许多女孩子和女人一样，争取自己的权力。但是，《灰姑娘》当然不是惟一标榜女性的美德就是被动接受日复一日的剥削、长期的苦难和令人发指的不公正的故事，也不是惟一给情感上（以及肉体上）戕害妇女——以及出卖自己的肉体（也就是性），以换取为某个男人提供性里性外的服务的特权——涂上浪漫色彩的故事。 还有希赫雷扎德（sheherezde），一位东方奴隶（有些版本里说是公主），她在故事“幸福的”结局里，总算靠着那一千零一个故事救了自己一命——以后就被囚禁在一个男人后宫里度过余生，而那个男人取乐的方式，就是每夜换一个女人睡觉，然后把她杀掉。还有一大堆中世纪的骑士故事，她们总是在危难中解救毫无办法的女士。倘若有人想听现代故事，更有成千上万的历险电影、卡通片和电视剧，其中女主人公（穿得总是尽可能地少）被从魔鬼的嘴里（或其他危险中）救下，并不是因为她有什么作为，而是因为她很性感——又是用她的肉体作为货币，付给解救了她的强壮男性。 可以与之抗衡的东西几乎没有，因为临危不惧，行动果敢的女主人公——譬如，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蒂亚（porti），路易莎？梅？阿尔考特《小妇人》里的乔，以及丹尼尔？笛福的《罗克斯纳》（roxn，女主人公不仅没有因为性独立而受到惩罚，反而因此得到好处）——简直稀少得如同凤毛麟角。幸好更多的出版商和制片人正在推出一些故事，讲述的是那些有主意、有活力、有精神的女人：譬如威拉？卡瑟《我的安东尼娅》中的安东尼娅，迈尔斯？弗兰克林的《前程似锦》和《前程断送》中的希碧拉？麦尔维恩，更多的是自传中的真实女性，譬如索杰纳？特鲁斯的《索杰纳？特鲁斯自传》、贝里尔？马克海姆的《夜幕西沉》、艾玛？戈德曼的《我的生活》以及朱迪？芝加哥的《穿过鲜花》。但是，这些故事同时也受到数量空前的统治关系故事和形象的抵制，这在近代史上已不是第一次，后者要使妇女“归位”，不仅把那些“过于独立”的女子描写得忧虑、孤独，毫无女性味儿，而且还通过图像，说明那些性活跃（甚或仅仅是“在性上具有挑逗性”）的女子，最后都不得好死。＆nbsp＆nbsp
家庭修女与性吸血鬼
我不只一次提到近代史，因为19世纪出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妇女运动的现代浪潮（尽管大多数历史、文学和艺术课程对此仍置之不理），因此西方开始了一场公开的反对妇女的意识形态战争——一场适时地常常将在性上毫无生气（有时确实如此）的女人描绘为惟一的好女人的战争。参战的男子多为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及与他们同心同德的宗教和科学权威、政客、律师和哲学家，自视为进化新时代的先锋。文化历史学家布拉姆？迪克斯特拉（brm dijkstr）在他的著作《离经叛道的偶像》中写道，“科学已经向他们证明，男女的不平等犹如种族的不平等，是一条简单而不变的自然法则。” 因此，“当妇女以进步和进化的名义，日益抵制男人们对她们指手划脚，教她们在文化中循规蹈矩，男人对其配偶进行教诲的文化运动，由于女人‘天生离经叛道’，不愿服从，就爆发为……一场文字和形象的战争。” 为了告诉女人她们应该怎样做（同时为了赶上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工商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而产生的对商业和工业的重视），这些男人描绘的“有德行”的女人小心翼翼地守着她们的贞操，除了婚姻，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换取她们的贞操。迪克斯特拉对流行于19世纪的这类女主人公有一个非常精辟的称呼，“家庭天使”。因为这类女子即使婚后也保持着自己的“纯洁”——在那个时代的艺术里，这类女子几乎总是面色苍白，了无生气（也就是说，虚弱得无力抵抗任何人）。 一方面，19世纪的这种好女子是男人树立的一种空灵的形象，其基础是想像中的另一个世界的美德。根据那时的风尚，她得把束腰带紧了又紧，自然会变得面色苍白，了无生气，只能符合（用迪克斯特拉的话说）“克制的典范”的理想女性。根据19世纪女子使男人变得文明的观点，这位面无血色的人儿还要在她丈夫经过一天资本积累的掠夺回到家里时，给他一个避护所，和“温柔的”良知（尽管这听上去唐突之极，矛盾之极）。同时，她还把自己的肉体给他，为他生儿育女，全不顾多次生育会损害她的健康。在适当的场合，她还得充当展示架，珠光宝气地帮他显示他在人世中的成就。 19世纪文学和艺术中还有另一种女子形象，与理想的贤妻良母相对应，并且在后期愈见流行。这种女子形象所代表的不是无暇的圣洁，高贵的温顺，和“女性应有的”本色，而是体现着一切危险和非人的动物所具备的狂野和下贱。她充满了动物的欲望和形同返祖的残忍，不顾一切地将男子从崇高的精神世界拉下来，她是邪恶的诱惑者的原型，是夏娃和潘多拉的后代，是一切邪恶的肉体根源。 像潘多拉著名的“盒子”（俚语中仍以之代表荫道）一样，女人的性这次又被说成男人一切弊病的根源。19世纪发起了讨伐妇女的战争的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和几个世纪前写下《除恶利器》用来当作猎巫和烧巫指南的那些男人何其相似，他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女人的性上——具体地说，是女人的性力量——并把女人的性说成是男子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仿照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形象中，妇女化为嗜血的西布莉（cybele），在远古时代，人们必须向她进献公牛的棒棒，才能满足她对精子的贪恋。妇女化为戴安娜（din），“具有无数ru房的偶像，代表着滛乱的、毫无结果的、低贱的生育力。她化为“巴比伦残忍的表子”，把男人奉献给她残忍的女神，或是巴克斯的女祭司，将男人大卸八块。在19世纪末，她又化为性吸血鬼，不仅吸干了男人的jing液，也吸干了他的生命之血脉。 迪克斯特拉写道，“如今四处都是女吸血鬼”。她们不仅在男人诗意的想像中充当狰狞的魔鬼，也是基普林（kipling）笔下的“掘金人”那样的凡人，既令人讨厌和愚蠢，又贪财和嗜血。女吸血鬼用来代表妇女，成为现代统治关系世界上一切的可鄙、暴力和恐怖。有时，这种吸血鬼女人被明确地指认为“现代女性”，免得人家不清楚她到底是谁：“仇恨男人”的女性运动者，她们（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流行小说《德拉库拉》中的人物露西）在性上是独立的。 男人便一定要这种女子为其反叛付出代价，他们对露西就是这么做的。而女人则必须一生忍受这种做法。因此，迪克斯特拉说，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性独立女子（或“多夫的泼妇”）被男人改造成“19世纪中期守妇道的尤物：没有生气的女人”。其实，没有生气的女人和理想的女人就是一回事，艾德加？艾伦？坡的诗里就是这么说的。 其实，家庭修女或是性吸血鬼与现实生活中的她们及她们的生活都毫不相干。历史学家芭芭拉？坎纳写道，“研究表明，维多利亚时代推崇的那种百分之百的闲散、百分之百的摆设、百分之百的无助和依赖、除了供人仰慕和生儿育女就一无所长的中产阶级妻子或女儿”，其实并不存在，妇女，尤其在职业阶层，有时与丈夫建立了非常强的个人伙伴关系，并在他们的事业和政治生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妇女甚至选择了终身不嫁，以保持更多的独立。当然，大多数妇女——穷人——别无选择，只能家里家外地操持，干繁重的体力活儿。但是，有了这种好女子的力量，就能使那些不能或不愿遵从这种理想的妇女，感到不自在，甚至不正常。 绘画，譬如伊莱休？维德（elihu vedder）的《海边的斯芬克斯》（暗指食人，或更确切些说，“吃男人”）和其他关于女人的性的危险的形象，同样是有效的手段，使妇女感到自己的x欲是一种耻辱，使男人感到驯服妇女“野兽般的伎俩”是他们的责任。总之，这些和其他反对妇女的宣传——譬如，19世纪宗教权威说，妇女的服从是上帝的旨意，那时的科学权威则说，妇女的智力普遍低于男子，甚至说从生物的角度讲，父爱比母爱更重要——结合起来，就非常有效地使男人和女人都相信，男性的统治是智慧，是不可避免的。＆nbsp＆nbsp
自虐、母性与女权运动
在历史上，有许多妇女超越了对她们的这种自卑、被动和无力的社会化，找到了一种意志和方式，至少部分地表达了自己和自己的愿望，这确实是对妇女身心和灵魂的内在力量的证明。另一方面，妇女和其他社会无力群体一样，也学会了认同那些统治她们的人，这毫不奇怪。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部分家养奴隶为他们的主人而战，保护主人们奴役他们的权力。同样，许多妇女也仍然认为挑战男性统治是没有女人味儿。在中国，婆婆在媳妇进门时总要给她来个下马威，她当媳妇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遭遇。妇女经常自己充当男性至上的卫道士。她们还常常帮着维护，至少是利用对其他妇女的经济剥削，尤其是对异族、其他种性和其他阶级的妇女的剥削，就像美国的白人妇女对待以黑人和拉丁美洲人为主的仆人，印度高级种性的妇女对待低级种性的印度仆人，以及沙特阿拉伯妇女对待来自中东其他地区的仆人一样。妇女有时也赞同，甚至积极参加反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统治关系实施的其他形式的迫害。同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妇女自己也常常维护统治关系的男性气质定式，诅咒那些被人视为过于有主见、过于主动，而不是（顺从女性气质的定式）逆来顺受的女子，说她们“没有女人味儿”。 譬如，女子常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那些敏感的男人，或者不接受“真”男人必须具有攻击性甚至必须用暴力才能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的男人，就是弱者。而女人说起其他女子不道德、没规矩时，比男人还挑剔。 尽管许多女子都根深蒂固地接受了女人不应该统治他人的观点，她们也常常根深蒂固地接受了统治他人的力量具有最高价值这种价值观念。因此，一旦社会角色允许，女子也会变得颐指气使——譬如，那些生活在认为肉体和感情虐待是育儿良方的文化里的母亲，或者像代替小王子摄政的母后那样有机会扮演统治角色的女子，就是如此。 在历史上，女子并不总是被动的受害者，这一认识非常重要。它不仅能防止我们简单地把男女分为受害者和压迫者两个极端，从而使我们认为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普遍的压迫制度，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妇女和男子一样深受这种教育的影响。此外，它还能使我们认识到，妇女并不是天生地比男子被动、服从、好支配。 在历史上，妇女也和男人一样，常常主动参与对自己和他人的统治和压迫，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认识到我们一旦看清了真实情况，就会有力量改变这种情况。的确，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有这种力量。正如19世纪女权主义哲学家c. p. 吉尔曼所说，“只有知道我们在何处，才能向我们的目标迈进”。 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讨论女权主义解构和对女性气质的重构。关于这方面，有许多好书，我也已经引用了一些。我们在这里无法多讲女权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迫在眉睫的需求的认识，或是讨论建立在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歧视和以其他形式制度化了的压迫之上的相互联系的统治制度。我们在这里也暂且不看女性运动对统治关系政治经济的挑战同性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转变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在后面单有一章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要简单讲述一下当代一种意识的转变：身为女人意味着什么，它能有什么意义。 首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男性统治社会对男性的偏爱，已经使人类付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代价。在这种社会里（尤其是在那些较严格的男性统治的地区），倘若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孩，连父母都会觉得倒霉背运。在中国、印度和孟加拉那样的地方（那里的母亲有时在女婴出生后的第一、二天就把滚烫的鸡汤灌进其喉咙，把她杀死作为献祭，以求得一个儿子，由此可见她们自己的地位、甚至生存，都得指望儿子才能得到保障），其代价常常是女孩子的生命。即使在不那么野蛮的地方，女孩子生下来，对她的欢迎辞也常是一句“但愿下回是个男孩”，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仍是巨大的。因为女孩子和妇女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如何能有坚实的基础培养自尊？她们怎能充分发挥其人的潜能？又怎么可能对男子的特权不生出嫉妒（譬如，弗洛伊德著名的棒棒妒嫉说），并因此不自觉地怨恨他们？她们怎能不接受这些反面信息，最终相信倘若她们受苦，那一定是她们做错了什么？ 从厌女信息的内化，我要说到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意识的重要变化的第二个领域：认为妇女以苦为乐，甚至自找苦吃的观点。人一旦被贬值，肯定会产生各种心理问题。但是，这是妇女自虐的伪神话源远流长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看到这一点。有时，女子似乎的确自愿选择服从和受苦，但实际上这是为生存所迫。 譬如，女子有时忍受对她们的虐待，是因为她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将苦难归咎于自己，并且希望倘若她们改一改，不惹恼虐待她们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譬如，集中营里的犯人，最近有一个研究对这些妇女与集中营犯人的心理作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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