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会保持残酷虐待的关系，因为她们不断被告知她们一无是处，加上有条有理的暴力和虐待，她们心中残存的那一点点独立意志，最终也被摧毁了。但是，妇女保持肉体和（或）精神上的虐待关系的主要原因，更多的不是心理上的，而是客观的。她们之所以保持这种关系，是因为她们害怕一旦离开，男人就会把要杀死她们的威胁兑现（他们的确常常这样做），也（或者）因为她们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许多女子和她们的孩子倘若想要逃避虐待性的关系，就只能靠救济勉强维生，或者露宿街头，我们身边这样的景象越来越多。 当然，男子也常常选择一些使自己痛苦的事情。譬如，部落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男性组织入会仪式上，男子必须心甘情愿地忍受痛苦，以证明其男儿本色。但是，男子忍受痛苦就是刚强，到了女子这里，就成了自虐。 因此，就有了今日妇女对我们受到的关于女子地位和生活教育的另一种怀疑：为人之母。阿德里安娜？里奇（drienne rich）在《生为女人》中写道，女子为人母的经历，与流行至今的为人母的社会构成，有着巨大的差异。 里奇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总爱将孩子的过错，甚至他们犯下的罪行，归咎于母亲，这有时与理想母亲的形象相反，有时却正是因为理想母亲的形象造成的。一些心理学家，如菲利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和帕拉？卡普兰（prl cpln）指出，现代心理分析理论就是诬蔑母亲的理论。这并不是说母亲们，尤其是那些接受了社会化，要把统治关系的常规传授给孩子们的母亲，没有不自觉地、有时是自觉地做出虐待的和暴力的行为，伤害她们的儿女。在严格的统治关系社会里，母亲常对自己的女儿喜怒无常，充满敌意，以此表达身为“下等”女人的自我仇恨，她们同时也不自觉地、有时是自觉地在与她们惟一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合法行使权力的男子——她们的儿子——的关系中，发泄对男人的怨毒和爱恨交加的感情。 但是，主流心理分析理论并不研究这些问题。那里只有一些心理分析结构，诸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和爱列屈拉情结——它们自以为描述了亲子关系，其实说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定期取代老年男子成为统治者，妇女只能通过控制男子而间接行使权力的社会里交织着的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因此，弗洛伊德说每一位儿子都企图杀死父亲，以便夺取他的权力，并和他母亲发生性关系。他还说每一位女儿都想杀死母亲，以便取代她，和自己大权在握的父亲发生性关系——全然不顾那些找他看病的妇女诉说父亲的x虐待使她们深受其害。 从这里，我们又能走进另一个重要领域，其中也发生着重要的意识的变化。妇女开始意识到男性权威规定我们的现实，掩盖了她们的真实体验，同时她们也开始意识到今日妇女所表达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戴尔？斯彭德（dle spender）写道，“妇女有着数百年悠久的抵制和抗议男人和他们的权力的光荣传统”。斯彭德的《女性运动理论家：三百年来主要的妇女思想家》和其他类似书籍，使我发生了转变。在关于阿夫拉？贝恩、玛格丽特？富勒、露西？斯通、马蒂尔达？乔斯林？盖奇、埃玛？戈德曼和赫德威格？多姆这些女人的生活和思想的记录中，我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我自己的感情、思想和灵感。在震惊和愤怒中我开始明白，我的基本体验被严重地剥夺了。最重要的是，读了这些书，我开始明白，要保证相信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感觉，而不是淹没在千百年来别人灌输的有关妇女的声音当中，有多么重要。 到现在为止，每一代妇女都得从头开始，因为，斯彭德指出，“妇女抵抗的这种传统”没有被看走眼，它威胁到那些“有权隐藏和销毁证据的人”的统治——亦即现有的宗教、哲学、科学、政治和经济制度。因此，我们不该吃惊，正因为有这么多妇女今天已经起来反抗统治关系的女性气质定式，我们这个时代对厌女形象的复制，才比19世纪来得更猖獗——从代表性不强的媒体妇女运动者形象，她们毫无魅力，仇恨男性（她们因为自己丑陋无比，穿不上白马王子的小鞋，就硬说那些更有女人味的女子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激进分子”、“被阉割的母狗”），到《致命的吸引力》（其中妇女的性力量危害的不仅是男子，还有他全家）和《把海伦纳装在箱子里》（其中一个男子砍下一个女子的四肢，把她放在一个箱子里——根据这部电影里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权力的病态、恶心的浪漫渲染，他由此得到了她的爱）那样的电影。不幸的是，那些自由主义组织和主流出版界对这样的宣传不仅不严厉抵制，反而常常忽略妇女的需求、问题和灵感。 结果，妇女（和男子）今天又一次像19世纪那样，相信妇女运动是不好的、危险的。西方妇女每一点权利和自由——从选举权、参政权、避孕权和流产权，到接受高等教育、不经丈夫同意而外出工作和工作所得归自己所有的权利——都要归功于妇女运动者们的英勇奋斗，但是整整一代年轻妇女所接受的教育，又教她们远远地躲开那个“没女人味儿”的标签。 但是，即使如此，当代对女性气质的解构和重构，也仍然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在最根本的事情上有了重要突破，即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肉体，规定这种观点的权力由谁掌握，亦即如何描述女性肉体和男性肉体的关系。＆nbsp＆nbsp
让妇女重新获得性力量
20世纪70年代，随着妇女争取平等工作权利的斗争节节胜利——譬如制定了法律，禁止在招聘广告中搞性别歧视，把高工资、高地位的工作机会统统留给“需要帮助的男士”——人们开始思考把妇女的肉体仅仅当作从男子那里换取一点特权的筹码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妇女为权利而不是别人想收回就收回的特权而斗争的时期），人们开始思考在西方习以为常的另一种定式。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大批女孩子当上了运动员，这时她们开始怀疑并反对那种认为妇女惟一需要锻炼的肉体部位就是胸部——换言之，性感的女子肉体不能强壮——的观点。 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提出妇女意识的群体中的女子开始看到，她们接受的关于自己的性教育，都来自错误的信息。譬如，妇女开始交流性感觉和体验时，发现女子性快感延续时间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们x欲过于旺盛，而是由于她们具有多次性高嘲的能力，这是这种能力的一种正常、健康的表现。妇女也开始更自然地接受两性性关系和同性性关系。对强jian和乱囵这类过去难于启齿的话题，她们也不再沉默了。 妇女运动者迫使法官和执法官员将强jian视为对妇女的暴力犯罪，而不是妇女自己招惹的麻烦，因此关于强jian的举报多起来了。当妇女运动专家开始认真研究乱囵时，便发现对儿童的x虐待——男孩女孩都有，但女孩居多——多得吓人。戴安娜？拉塞尔在《隐蔽的伤害：女孩及妇女生活中的乱囵》一书中指出，她在旧金山采访的930位妇女中，38％的人记得曾经受到x虐待。 这个消息证实了妇女早先的诉说，这些诉说后来被弗洛伊德视为歇斯底里的幻想——至今在心理分析中还以此为理由，否认妇女经历的真实性——而受到忽视。它也使人们看到x虐待如何成为维护男子对女子的性统治的机制。倘若想让女孩子和妇女认为在性上对男子性统治的绝对服从，是她们生存下去的一个条件，就得让本应关心、保护她们的那个男人伤害她们的肉体，以及她们的信任，还有什么办法比这更好呢？ 甚至妇女的性幻想，尤其是所谓妇女的强jian幻想，现在也有人认真研究了。女性气质的定式就是软弱无力，与此相应，人们对妇女说，她们天生地有这类幻想，因为她们天生地想要受人统治。但是，莫利？哈斯卡尔（molly hskll）1976年在题为《强jian幻想：2 000年的误解》一文中指出，当妇女开始交流她们自己的体验和观察（而不是接受别人告诉她们有什么或应该有什么感觉）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幻想从某些方面来看，表达的是性力量，而不是软弱无力。妇女幻想的不是荫道撕裂或遭到强jian者殴打、残害或杀害的可怕痛苦。恰恰相反，她们幻想的通常是，用哈斯卡尔的话说，能让男人“想得发疯”——也就是说，是她们自己的性力量。 女子和男子一样，显然也常在幻想中受到性即暴力和统治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考察了这种影响。而且，在一个男子掌握一切权力的社会里，男女的性关系中总是或明或暗地含有强迫成份。但是，妇女现在意识到，倘若在性幻想中，女子对性根本没有抵抗力，如卡罗尔？卡斯尔（crol cssell）博士在《席卷：为什么妇女害怕自己的性》一书中所说，她们就会认为自己自然的性感觉是对的，而且会按照这些感觉行动。 最为重要的是，她们开始看到，这些幻想不是与生俱来的。譬如，南希？弗赖迪（nncy fridy）在写《顶尖女性》一书时，采访过上一辈许多独立性较强的女士，她们中许多人都曾有过幻想，其中男人充当自虐的角色——在一个统治和服从长期与性划等号的社会里，有如此的角色倒置不足为奇。但是，在妇女的幻想中，总的说来，性试验和冒险越来越多，而不是单纯的角色倒置。 早先，所有关于性的书籍（包括性手册）都是男子写的，现在则今非昔比了，女子也开始撰写大量直接讨论性的著作和文章了——譬如，在这方面的著作中，有希尔？海特（shere hite）的《海特报告》，以及芭芭拉？埃伦莱希、伊利莎白？赫斯和格洛利亚？雅各布合作撰写的《重铸爱巢：性的女性化》。甚至宗教右派的妇女也开始在文章中公开谈论性，建议妇女积极主动地享受性快乐——当然，她们念念不忘这样做是为了使“一家之主”高兴。 但是，在过去30年中，当妇女重新获得自己的性力量时，并不仅限于更公开地谈论性和撰写有关性的文章。当她们获得更多的个人、经济和政治力量时，就开始更公开地、更主动地参与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性革命，不是男子性行为的革命，而是女子性行为的革命。 主流媒体对此充其量也不过捎带着提一句。譬如，1984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关于性革命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历史学家维恩？布洛（vern bullough）的话，“20世纪男子的性模式没有改变”。我以为这话太极端了。可那篇文章里说，“研究表明，自30年代以来，男性婚前性行为变化不大”，而“女子婚前性行为自30年代至1971年增加了一倍多，到1976年再次达到一个高峰”。 倘若我们想到在统治关系历史上，男子的性自由已经得到确认——即使在基督教最激烈地反对性（和妇女）的时代，大多数男子，包括一些教皇，在性上也没受多少约束。因此，当我们谈到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性革命时，应该更具体一些，这很重要。 现代的性革命第一阶段的最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削弱了那种认为婚姻中除了以繁殖为目的的性以外，一切性都是恶的老教条。埃伦莱希、赫斯和雅各布反复指出，变化最大的——因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男女性关系的－－是妇女重新获得了自己的性力量，开始时还是试探性的，后来就毅然决然、果断行动了。其核心是，妇女要重新获得性快乐的权利——这是与妇女重新获得至少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同时发生的。 或许对此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弗洛伊德的所谓荫道高嘲神话的破灭。回首往事，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女子达到高嘲与阴di毫无关系，看起来真奇怪。但是，荫道高嘲神话的彻底破灭，是在威廉？马斯特斯（willim msters）和维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 johnson）合作进行的研究在临床上证明阴di（而不是荫道壁，那里的神经末梢较少）是女子性激动的主要来源——以及其他人的调查，譬如，希尔？海特得之于妇女自身的体验和观察的结论，证实了这种观点——之后。 有一种说法是，倘若女子在性茭中达不到高嘲，那她不是不正常，就是不成熟，这种教条与老式的男性中心的性观点倒是非常相符的。大部分性手册中还说，虽然阴di是女性性敏感的最主要部位，但其刺激充其量是一种引子，是“正事”的前奏，男子一般在这一阶段达到高嘲，因此海特就给它取了这么个片面的名字。如此看来，妇女当然只有在抛弃这种明显的错误观点以后，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xing爱。这种错误观点，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y gould）在《弗洛伊德的失误》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他“铸成了千千万万受过教育的，或‘开明’女士的期望”，她们看了一批心理医生和报刊及结婚手册上的文章后，就自认为不正常了。 摆脱这种错误观念，对妇女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它对男子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因为它延长了性快感，使之更自由，更强烈，更富于激|情。 但是，只有在今天，即现代的性革命已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时，我们才能对古尔德称之为“荫道高嘲假象”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有科学的认识。那就是科学权威倘若不能充分地认识阴di的重要性，也就不能充分认识人类女性产生性快感的中心（阴di）与她们进行性茭（或曰繁殖所不可缺少的行为）的荫道口，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结构。因此，他们助长了一些宗教组织至今竭力宣扬的那种错误观念，以为纯粹为享乐的性是低贱的或兽性的——事实上，正是因为人类女性将纯粹为快乐的性与为生育的性区别开来，我们这个物种才得以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动物。换言之，他们没有认识到，纯粹为生育的性，才应该是纯粹的动物本性。 不仅如此，那些为我们规定现实的人因此还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以生育为目的的性是我们与其他以性茭为繁殖手段的物种所共有的，但是人类的性有其独特的方面——包括女人不分季节地进行性活动的能力，以及女人和男人长时间地具有性激|情、xing爱和精神性或灵性的能力。而这又使学者们不易看到我们人类独特的性——包括千百年来在倾向于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社会里发挥着关键作用的灵与肉的联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nbsp＆nbsp
se情的再度圣化
在第一编里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神秘传统流传至今，它们认为我们人类常年长时间获得性快乐的能力，是通往精神启迪的道路。但是只有在今天——更多的女子和男子为使他们的亲密关系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转变而奋斗——人们才再次普遍地重新发现了灵与肉的联结。 探讨这种联结的著作，有些出自男子之手——譬如，乔治？福伊尔斯坦（georg feuerstein）著有《神圣的性》，彼得？雷德格罗夫（peter redgrove）著有《黑女神与看不见的现实》，威廉？欧文？汤姆逊（willim irwin thompson）著有《失身的肉体被轻看的时代》，罗伯特？安东？威尔逊（robert nton wilson）著有讽刺意味的《巧合》。但是，这一类著作的作者大多数是女性，妇女关于性的写作正在成为一种新体裁：这些写作将性与充满se情快乐的全身心的精神联系在一起。 这些文字与现在一些妇女所写的更公开谈性的书比起来，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传统离得更远了。因为它们谈论的，是重新恢复妇女在远古的性力量——以及史前女神的强大形象。 这些文字有许多出自神学家（有些人喜欢自称为神学研究者）之手，譬如卡罗？彻斯特、伊丽莎白？多德森？格雷和朱迪思？普拉斯科。另一些作者则是诗人，譬如奥德雷？洛德和芭芭拉？莫尔；还有一些是艺术家，譬如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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