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颜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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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颜往事-第6部分(2/2)
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上海情感——许广平(3)

    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忘年之恋  许广平不是在上海出生的女人,但是她的秉性里却似乎流淌着上海女人的血液,她的感情犹如上海女人的生活一样充满了神奇和不可思议。她和鲁迅不是在上海才认识的,他们曾经是师生。在那个年代她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遭到非议的,但是他们的这段忘年恋情却是上海这个当时的烟花之地所最熟悉的。因此,她的这段浪漫的感情故事也应该算是她上海情缘的一部分吧。  许广平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她对这所学校很满意。当时的校长是许寿裳,由于许寿裳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同乡又是知交,因而女高师和北大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北大教师到女高师兼课,所发讲义也和北大一样,北大每有学术讲演也允许女高师学生参加听讲。在许广平就读的国文系,北大教师前来兼课的就有马裕藻、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等。  许广平是在1923年二年级时,才开始学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门课的。  开学第一天,对于这位写小说的赫赫有名的新先生,学生们都怀着“研究”的好奇心。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一闪,个子不高的新先生已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她一向以为这成语有点夸大,看到这头发,也就恍然大悟了。先生那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肘弯上、裤子上、夹袍内外的许多补丁,闪耀着异样的光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上也满是补丁。  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常从讲台跳上跳下,那些补丁就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满天星斗,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以浓重的浙江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以后,全教室却肃静无声了。从不知道的知识,经他娓娓道来,把大家紧紧地吸引住了。他常常在讲义外,讲一些例子,而在关键之处,他又喜欢幽默地画龙点睛似的一点,引发全教室一片笑声。正听得入神,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都感到这一堂课特别短。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他人已不见了,像刚才的一闪而进那样又一闪而去了。“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多少年后,许广平对于那第一堂课依然记忆犹新。  后来,学生们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许广平就是敢于淘气和放肆的一个。她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但鲁迅认为她聪明,肯动脑子,有才气,对她颇有好感。  听了鲁迅一年多的课,1925年3月,许广平很想给平时严肃而又亲切、熟悉而又毕竟陌生的鲁迅先生写信。学校里有些动荡,加上再有一年她要毕业了,有一些问题和苦闷,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指点。这事她与同学林卓凤说了,林君为她壮胆,很赞成她写。  这第一封信她终于在3月11日写成。她用蘸水钢笔、黑色墨水、直行书写,认真地誊抄一遍,并郑重其事地设法在当天送到了鲁迅手里。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课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信送出后,许广平很有点忐忑不安。26岁的她,平时晚上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而这夜她却辗转反侧。对于学校中的种种现象,她认为是教育的失败,是青年的倒退。她“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对于这些责问和要求,先生或许不会恼怒,但他很忙,他会允许收下这么一个“无时地界限”的随时加以诱导的学生么?她还认为,“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不像嚼苦果、饮苦茶还有一点回味。信中她竟提出:“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对这样的问题,先生是否会一笑了之,不予回答……不意3月13日一早,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这个近乎玩笑的称谓使她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松弛了。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了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先生写得这么平易近人,使她的忐忑不安顿消。  一看信末所署日期,和她发信是同一天——鲁迅是接到信后就连夜写这封长信的。她深为感动。

    上海情感——许广平(4)

    感动之余,许广平立即写第二封信。首先她要问的是“广平兄”三字的含义。鲁迅仍然很快就复了信,对她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但信的开头却是对于“广平兄”称呼的解答。他说:“旧日或近来所认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  鲁迅说过:他们的《两地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们在开始时,就是那么地毫不生疏,那么地不需客气,那么地亲密无间……  从许广平给鲁迅写第一封信之日起,已一个月了。一个月中,她给鲁迅写了6封信。鲁迅几乎是每接一信当天即复。当年北京城内一封信的邮递是三天,写信又得找空余时间或晚上,可见一月内6封信已是很高的密度。何况鲁迅每周去上课一次,许广平坐在第一排,必然见面。  许广平希望老师“无时地界限”地加以诱导,鲁迅并不表示拒绝。  她决定上他的家去。第一次去,她邀同学林卓凤同行。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12日所记:“下午小峰、衣萍来,许广平、林卓凤来。”  许、林到西三条胡同鲁迅家时,由女工来开门。这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正屋坐北朝南三间,中间一间是全家吃饭、洗脸和会客之地,后面向北延伸的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灰棚,就是鲁迅的书房兼卧室。平顶灰棚的北面上半截全是玻璃窗,窗下是铺板搭成的单人床。床东边是几只叠着的旧箱子,再就是旧写字桌,旧藤椅,一只书架,书架前一幅旧针织品遮着。箱子上面的墙上,挂着司徒乔的素描炭画《五个警察和一个o》(o是孕妇的代号)。写字桌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日本人(藤野先生)和一张俄国人(安特莱夫)的照片。床西边是茶几和木椅,墙上是一幅水彩画,一幅图书封面画,一副对联。正在灰棚内与鲁迅谈天的李小峰、章衣萍见有女学生到来,就告辞而去。  往日想像中十分神秘的先生的工作室,原来如此!它与“满天星斗”的衣裤一样,是那么简朴和寒酸,但又有文化氛围,体现着先生的追求和爱好。北窗外是小园,她们去看了,那里种着花木,养着鸡;墙外的两株树,大概就是鲁迅在《秋野》中写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给她们泡了茶,又从那多层的书架上拿出一个灰漆的多角形的铁盒子,给每人一块沙琪玛。女学生第一次来,并不太拘束,谈了一阵学校里的人和事,就告辞了。她们还要赶回学校吃晚饭。  从“广平兄”的称呼到信中的“智力测验”,使师生间的感情不断贴近。或许,老师正是有意或无意地给学生的生活增加她提出的“甜味”。  在与许广平结识、相爱之前,44岁的鲁迅虽有名义上的妻子朱安,但一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打算陪着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作一世牺牲。是许广平对他的敬仰、理解乃至热爱化开了他封冻已久的心田。从1925年3月11日他们开始通信,一直是许广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坚定打消了鲁迅的种种顾忌。而最终,鲁迅也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有“小鬼”、“害马”之称的许广平。  蒋锡金先生所写《长怀许广平先生》曾经这样描写过许广平:她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愿的牺牲,并不是受了什么恳请或逼迫;作为一个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先锋,并不以牺牲为满足。因为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自己独立价值的否定。如果是完全的、绝对的否定,就与封建的妇道没有明显的区别了。但许广平毕竟是许广平,即使牺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种独立性。  许广平与鲁迅也有普通夫妇之间的那些“非神化”的关系。虽然他们相爱甚深,然亦不无矛盾。但是他们至死都很平静,并不像一些浪漫主义的小说所描述的那样热烈。相对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广平而言,这些资料是不够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印迹可以找寻。所以,对于许广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理解,永远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1)

    在一本《摩登时代》的书中,有孟小冬一帧30年代的精巧小照。  照片上的她:捧着时新的鲜花,前额是未婚女子流行的齐齐的刘海,眉目之间有股英气蕴藏,不能说有多妩媚,但是端丽二字,是完全符合的。书中是这样解释这位传奇女子的:“出现了上海著名女老生先嫁梅兰芳,离婚后又下嫁杜月笙这样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所以,对于这个新闻背后的这样一个女子,世人无论给她什么样的评价,本身都已经超过了她自身的意义。然而,在浮华如梦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她的确曾存在过,而且留下了自己的惊鸿之影。  冬皇出世  时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1908年1月9日,上海天气冷得异常,风刮得特别猛烈,天空还不时飘着雪花。行人个个紧缩着肩膀。中午时分,在靠近法租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同庆街观盛里(今观津里)一条弄堂中的普通楼房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这个刚降生的婴儿不是别人,就是日后大红大紫,被剧坛誉为“冬皇”的一代名伶──孟小冬。  孟小冬出生于1907年农历冬月十六,因而取名叫小冬。她出身梨园世家,祖父老孟七文武双全,能戏很多,尤其是武戏有不少绝活,曾在太平天国时期英王陈玉成办的科班里教过戏。传说江南有不少独有的武戏,都是孟七带过来的。父亲孟鸿群,虽然是唱二三路小三的,但戏路很宽,曾与不少著名艺人配戏。孟小冬家学渊源,幼时就开始练功唱戏。启蒙老师是她的姑父仇月祥。他对她管教甚严,艺术上稍有差错,就会责打,这也促使她从小就打下了良好基础。她14岁就在上海搭班,在乾坤大剧场里唱戏。渐渐崭露头角,不久,她的名字就在上海传扬开来。  孟小冬的一生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她的名字之所以能够在戏剧史上留名,并不仅仅在于她的戏唱得好,还基于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孟小冬的崛起,为女演员在京剧舞台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她一跃而成为大演员后,深获舆论的赞扬;二是她与生命中的几个男人的离奇故事。  天才是天生的,这句话对于孟小冬而言几乎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从7岁开始,她就曾两次搭班去无锡演出。第一次演出了《捉放曹》,第二次演出了《斩黄袍》、《辕门斩子》和《逍遥津》等剧目。到1916年,9岁时正式向姑父仇月祥学习孙(菊仙)派老生。此后,她开始走上自己的戏剧天才之路。先后在上海、无锡、天津、北京等地演出《空城计》、《南阳关》、《探母》、《武家坡》、《乌龙院》等剧目。对于习惯了传统戏剧中的陈腔滥调的世人而言,扮相英俊、嗓音宽亮的孟小冬带来了一股清新独特的风气。在北京定居下来之后,她拜京剧音乐家、名琴师陈彦衡为师学习谭(鑫培)派唱腔,拜陈秀华为师,并得到名票王君直的指点,又与言菊朋一起切磋表演艺术。她在北京三庆园、新明戏院演出的《探母回令》、《击鼓骂曹》(仍由名琴师孙佐臣伴奏),声名大震,被时人称为“冬皇”。  情到深处  就在孟小冬在上海崭露头角的时候,她随着师傅等人到了北京。在这里,她认识了梅兰芳,也开始了她的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1926年下半年的一天,是当时北平政要王克敏的半百生日。  当时王克敏担任财政总长,又兼银行总裁。既然是戏迷,他过生日当然要大唱堂会戏。这天,到会的可以说都是北平城内数得到的人物,其中也不乏名伶俊秀。风华正茂、名满京城的当红须生孟小冬,和举世闻名、众望所归的青衣花衫梅兰芳,自然均在被邀行列。  在酒席筵前,大家正在商量晚宴以后的戏,座中忽然有个人提议,应该让孟小冬和梅兰芳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提议者说:“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众宾客听了纷纷鼓掌,全体赞成!  这是一出生、旦对儿戏,唱做并重。梅兰芳常演这个戏,并多次与余派名家余叔岩合作。而孟小冬呢,虽然师傅曾经教过这个戏,但在此之前尚未演过。这次出乎意外,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事先不知,原以为还是唱一出《坐宫》。现在想现排也来不及了,只好“台上见” !  所谓“艺高人胆大”,18岁的孟小冬,在从未正式登台演出过此戏的情况下,居然敢和梅大师“台上见” !连她的师傅仇月祥在台下也为之捏把汗,担心把戏唱砸!其实早先的演员大多有这样的本事:只要是按照老本老词演唱,循规蹈矩,一丝不苟,一句不改,双方都有一定的交代,再加上本身具有一定的舞台实践经验,也准能把戏演下来,绝不会僵在台上。  这天孟小冬是由师傅仇月祥替她化的妆,他将她头上的网子勒得比较高,这样看上去显得长眉入鬓,又带有点武生气。眼皮上的红彩抹得稍重一些,带点浪漫气息,觉得像旧时的军官,但又保住了皇帝的身份。孟小冬演来显得落落大方,非常潇洒。  演出的结果出奇地好,得到了在场的戏迷和观众的一致赞赏和欢呼。他们俩把剧中人都演活了,在当天与会的众多宾客朋友看来,却有着一种别样的情趣和想法,他们要看一看正值妙龄年华、情窦初开的孟小冬如何主动去调戏梅兰芳扮演的那个情窦初开的村姑。尽管小冬扮的皇帝戴着长长的髯口(胡须),而梅兰芳扮的是活泼天真的少女模样,但是观众心里还是把他们阴阳颠倒,当着舞台下的面貌来看待:正德皇帝就是那位二九年华、楚楚动人的美丽姑娘孟小冬;而当垆卖酒的小姑娘李凤姐,还是那位怕难为情的美男子梅兰芳。因此台上梅孟表演戏耍身段(动作)时,台下简直是开了锅,人人起哄,不断地拍手,不停地叫好。尤其是梅兰芳的戏迷中的一些中坚分子,更是极其看好他俩的这段假戏真做。当时就有那么两位向提议者说:“这确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成|人之美,亦生平一乐,你要是肯做点好事,何妨把他们凑成段美满婚姻,也是人间佳话。”其他的梅兰芳戏迷一听,还真的是一件两全齐美的好事,说不定等他们结成了这段姻缘,中国大地上就会出现一出真正的鸳鸯戏了。

    刹那烟花不再——孟小冬(2)

    当时在场的有一位叫冯六爷,是梅兰芳的顶级戏迷,而且与梅兰芳等名伶来往也比较密切。他见一些朋友不断地要求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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