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坚持写作，要她不要脱离左联，鼓起勇气，克服一时的困难…… 丧夫之痛对丁玲的打击很大，但坚强的她是不会就此畏缩的。她说：“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与革命中去，她在沈从文的陪伴下狠心送走了年幼的儿子。回到上海后，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频的遗著，更显示了她复仇的决心。 为了替亡夫复仇，她要求到江西苏区完成烈士的遗愿。不久，组织上找丁玲谈话，决定要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在这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丁玲没有任何退却，她听从了组织的分配，她的笔带着复仇的怒火,像一把把尖刀刺向敌人。 在胡也频牺牲后，冯雪峰来安抚过丁玲。随着丁玲参加《北斗》的编辑工作，她与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深埋于心中的爱情又复活了。然而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丁玲写了两封信，但理智让她只把痛苦深置于心，没有将信递给雪峰。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从此以后冯雪峰总在关心着丁玲，关心着她的创作。他总会在丁玲创作的紧要关头，撰文给予极为中肯而又实事求是的品评，以便她能在创作的路上走得更顺利些。这种崇高的情怀和绝不以个人情感的满足为目的的态度令我们钦慕不已。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是这样回答的：“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纪念的是死者，而怀念的是生者。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肩负着赡养老母和照顾幼子的重担，生活的重压使她疲惫不堪。 一次偶然的机会，丁玲结识了一位名叫冯达的年仅26岁的翻译。他身材适中、温文尔雅，是个不卑不亢的书生型青年。从采访中冯达第一次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丁玲谈到一年来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冯达在流畅的翻译中，仿佛看到一位真实而伟大的女性屹立在一个崭新而富于传奇色彩的世界中。当丁玲坦诚而动情地谈到胡也频和她的情感生活时，在一旁翻译的冯达，内心几乎像火山爆发一样。 无论是出于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而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日子久了，丁玲慢慢接受了这个沉稳而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因为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 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丁玲对爱情有了更加深刻也更加成熟的认识：“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有些太陈旧了。一个25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衣服、涂脂抹粉，在客厅中同一个异性玩点心灵上的小把戏，或读点情诗，写点情诗，消磨一个接一个而来的日子，实在是种废料。” 信任就是信任，怀疑就是怀疑。她认为是冯达出卖了自己才使得自己被捕入狱，就把自己的感知直面道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于爱情也是一样。可以说，不敢于直面与正视惨淡人生与淋漓鲜血的人，也同样不敢于直面与正视自己的感情。应该说，丁玲是那个时代女子中的一个真的“猛士”。然而这次婚姻却结出不幸的果实，使丁玲由“文小姐”转变为“武将军”，在半个世纪中总被政治阴影所追随，直至离开人世。 莎菲——丁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是个新人辈出的时代。作为其中突出代表的丁玲被矛盾先生评价为“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作家。尽管当时的语境是如火如荼的“革命”，但丁玲早期的创作延续的仍然是五四落潮期“个性解放”幻灭的思绪，关注女性的命运。 丁玲从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享誉文坛。1955年以前出版的作品有《跨到新时代来》、《延安集》、《欧行散记》、《到群众中去落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1980年以后出版有《丁玲近作》、《丁玲散文集》、《丁玲短篇小说选》、《丁玲中篇小说选》、《丁玲戏剧集》和文艺论集《生活·创作·修养》、《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以及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的代表作，初版于1948年。
“另类”的标准女性——丁玲（4）
在她的众多作品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部，因为这是她凭“欲望”和“冲动”写出来的成名作。莎菲是乘着个性解放的风潮走出家门的知识女性，走上社会后，她发现并不能寻找到自己的理想，甚至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好朋友只能在生活上关照却不能理解她，异性的朋友又令她失望——苇弟这个大男孩只会每日将泪水洒在她的手背上，凌吉士漂亮迷人的外表下掩盖的是庸俗龌龊的灵魂。 初登文坛时，丁玲就被认为是“另类”女作家，她写作只是因为“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的”。（选自丁玲著《我的生平与创作》） 丁玲一生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始终在“丁玲——莎菲——丁玲”式的“另类”命运中轮回着，以至于她自己也承认“莎菲就是丁玲，丁玲就是莎菲”、“莎菲是个坏女人，丁玲就是坏女人”，似乎丁玲真的是那个有表现欲、领袖欲还爱嫉妒的莎菲！ 她的另一部成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曾得到冯雪峰艺术上的充分肯定，说它是由深刻的思想形象、诗的情绪性格和生活的热情所编织成的一幅完整、辉煌的美丽油画，是一部反映土地革命的史诗式的文学作品。丁玲因此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 丁玲说过：“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丁玲著《我的自传》） 似乎由《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再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过程，便是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成为真正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艺术上的标杆，也是革命现实主义“征服”的胜利，即她在小说中指出的“农民的真实的历史性的胜利”。 人生无悔 如今有人再走过虹口区昆山花园路7号那幢挂有“丁玲寓所”牌子的老房子时，还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奋斗一生的另类女作家？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自己的真情用心爱了，可惜竟落了个阴阳两隔；与冯雪峰相爱，她矛盾过、斗争过，还是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爱恨交织，终身为政治所累；晚年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有此人相伴,一生无悔。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
此生苍茫——浦熙修（1）
嘉定为文化之邦，重教重文之风兴盛，历代人才辈出。仅明、清两代就产生进士（其中有状元3名）、举人710名。近代以来，嘉定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而谈到人才，就不得不谈到“浦氏三姐妹”之一的浦熙修。 浦熙修的名字现在已经很少人提及了。繁华过去铅华落尽的时候，最易忘记。忘记是种错误，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她。 浦熙修是位记者。在中国近现代的新闻史上，浦熙修的名字是与几次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国共谈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了浦熙修对那段历史的记录，才使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呈现出完整的形态。 转折前夕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 浦友梧——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那么多年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可是，当看着自己的儿女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感又油然而生。于是，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他独自一人来到北平，希望可以凭自己还算壮实的身板为全家操持一份简单的家业。他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会计科员的工作，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对他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别无所求了。 黄庵岫是这个家庭当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为了家庭。她不识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缛节，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务上。拮据的家庭，让她为了积攒几个零用钱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来，对于一个本来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一个安于贫困且从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种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正是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地方。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薪水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正常开支。但是到了后来，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之后，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就显得不容易了。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计，父亲一度又舍妻离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但是一介书生的他毕竟不是生意场上的“状元”，不久就以失败收场，还背上了一身的债务。不得已，他只好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以填补亏空。 不过，到了北平，对于从小就聪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平有着当时最好的教育条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看，右看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乡成了好朋友，这对于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后，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那时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 浦熙修念完高中一年级，家里为了供给她和洁修的学费，早已捉襟见肘，父亲母亲还为此吵过很多次，每次交学费都是家里的困难日。因此，有责任心而又倔强的浦熙修读完高一就辍学了。她觉得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学点什么，而且自己也想学得一技之长以谋生。她希望去学美术。对这件事情，父亲倒是很赞成，除了让她进了京华美术专科学校之外，还特别请了一个画家朋友来教她。学画的第二年，正好洁修的一个同学要离开北平，那人在女附小教书的位置要找人接替，就把熙修找去了。于是她就一面教书，一面继续学她的画。女附小是国立小学，她刚去时，月薪50元，第二年增加到55元。她实现了渴望的经济独立，这年她17岁。50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了，可是她用得很少，而是把钱存起来，准备考大学。 1929年夏天，原来同班的那个好友已经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浦熙修非常羡慕，就也拿着京华美术学校的文凭去试着报考女师大。原来学的是理科，中间停了两年，怕不容易考了，就报考了中国文学系，居然考上了。然而不幸的是，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那时，父亲孤身一人在南京工作。就靠姐姐洁修负责几个姊妹的生活，经济非常拮据。熙修不得不一边上大学一边教小学。她累得害了很重的胃病。从大学二年级起，她辞去了小学的教职，只兼着教中学的几个钟点课。浦熙修从小就心灵手巧，姐弟几个的毛衣、裤、袜等都是她织的。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 一生的际遇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此生苍茫——浦熙修（2）
从小学到大学，浦熙修上的都是女校，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跟男孩子同过学。少男少女的心思，再加上家庭的环境所迫，使浦熙修对于第一个有机会同自己亲近的异性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也寄予了自己最诚挚的感情。她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不太长时间的交往中，他们都没有去深刻地研究对方的性格、志趣等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在他们的眼里，对方无疑都是优秀的。这时的浦熙修，完全沉浸在一种婚姻的幸福感之中了。1933年末，他们的女儿冬林出世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大学毕业了，当了私立志成中学的国文教员。那时姐姐洁修已经去德国留学，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落在了她的肩上，自然，弟弟妹妹也就住在了熙修家里。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 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1930年由陈铭枢出资40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铭枢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铭枢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王礼锡到“神州”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来的出版社进行改革，并“招兵买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许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担任一些职务，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或许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当时的神州国光社虽然是由陈铭枢个人投资所办，但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当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11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被当地的一些暴徒捣毁，外地分社也纷纷被查封，所有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为是出版社的成员而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来不及拖家带口，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由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个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