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趁他无暇理我，我在一旁悄悄地检阅他的藏书。这里有《辞海》（分类汇编本）、《庄子集释》、《红楼梦》、《水浒》和《古今小说》等等。
王龙干完了电报，和我闲聊起来。我们虽然在同一条船上生活了很多天，还没有真正的交谈过。我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些话，让我茅塞顿开，久久回味。有一次，他说：
“我们分局4ooo人，去年一年上交利润4ooo万。平均每人上交了一万元！而我们船员一年下来充其量只能拿到6oo元。”
下一次，我们聊到国家建设为什么不能展得更快一些。他说：
“举一个例子吧！打一个平方米油漆，要付船厂三块八，工作得又慢又差。如果雇小工来干，出这个价的一半，保准又快又好。”
我问：“为什么不这样呢？”
王龙干回答：“这样被雇的小工岂不是要财了？”
我问：“让船厂将活包给小工干怎么样呢？”
王龙干回答：“那样的话，三天干了一个月的活，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小工把活干完了，船厂正式工又干什么呢？”
哦，我有点目瞪口呆。王龙干进一步解释他的想法，他觉得中国的问题是人口过剩。为了防止严重的失业，只有慢慢磨洋工，大家都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谁也不会没饭吃，但是永远也不会好，就这样泡啊泡……
王龙干的这些话如今看来，自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社会已经向前迈进了三十年，几乎是一个世代了。但是在那个时代，王龙干无疑是船员中的智者。
还有一件事，也能证明王龙干不简单。那年分局刚刚成立，在选址建分局大楼时，考虑要离江边近一点。当时大桥附近一家肉联厂需要搬迁，分局就打那块地的主意，谈判几乎已经成功。就在签字前，肉联厂方面又提出在原定价码儿之外再添一部卡车，这“最后一根稻草”使谈判破裂。这件事被分局领导当成自己精打细算坚持原则的事例传说。王龙干却不以为然。他评价说：上面的头头没有远见，一部卡车算得了什么？那块地盘可是寸土寸金，一失足成千古恨，没得到就再也得不到了呀。几年以后，舆论果然是王龙干当初说的那个样子。
王龙干的船舱里贴着一副对联。一般说来，对联都是贴在门的正面，这副对联却是贴在门的反面。常人进来看不到，一旦关上门，这副对联就非常醒目。对联写的是：
右联：“不思**”
左联：“常想一二”
横批：“如意”
这些字呈门字型贴在门背后，好像门上又开了一扇小门。它们有如醍醐灌顶，曾令我一身清凉，如坐瀑布水帘之下。常言道：不如意事常**。那么，反过来想这**之外的一二，也就是那“如意”了吧？这真是豁达的人生观。
王龙干字写的很好，有点舒同体味道。纸却是普通的白纸，非常牢靠地裱贴在门板上。那一横两竖的条幅宛如小门一样，也许暗暗象征着步入快乐天堂之门吧？我怀疑这副对联并非王龙干所撰，曾想问他出自何人？但终于没有问。
除了王龙干，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些人。比如，机匠老强。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我曾纳闷“强”字怎么能成为一个姓。但我在厨房的记餐牌上见过他的名字，确实是写做“强”。但是，我更愿意他在这本书中以外号“老枪”的名字出现，因为他有一杆乌黑锃亮的双筒猎枪。
老枪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年纪约莫五十来岁，一脸的皱纹好像枯干黑的老树皮，眼睛大而炯炯，眼皮不是双层而是多到三四层的样子。除了猎枪，他还有一支烟斗。是在苏联电影中见过的斯大林手里拿的那种，圆溜溜肥墩墩的烟锅儿被他的一双老手摩娑得油亮，弯弯地翘起来渐渐变细的烟嘴上镶嵌着一个铜箍。
他是船上唯一吸烟斗的人。曾经有一回邓竹友买来一支烟枪，有一尺来长，有点花哨，显派。老枪见了非常鄙夷。他不能容忍烟枪，只爱好烟斗。我看见他坐在吸烟室的长桌旁，手持烟锅儿的敦厚样子，确实比邓竹友浮躁地擎着支烟枪好看。没多久，邓竹友的那支烟枪在水手们争抢着试一口的粗糙动作中折断了，老枪敲着他的烟锅儿，说：“怎么样？没戏吧！”
船一靠码头，老枪就扛着他那支心爱的猎枪消失在日晒雨淋的野外去了。人长得精瘦寡黑不说，也让他显得更加苍老。我疑心他的实际年龄并没有外表显示的那样大，也许只有四十多岁吧。老枪爱酒，打了野味回来，交给厨师刘兆鱼做了，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咪两口，有时候也喊王龙干和他一道喝。王龙干和老枪谈得来。两人是这条船上仅有的会下围棋的人。他们两人不费什么劲就把一瓶子酒喝干了。然后老枪在吸烟室里过烟瘾，提高了嗓门儿说：
“酒呀！少喝点是养人的，喝多了不是人养的。”
船员们听了哈哈大笑。以为他喝醉了，就问老枪说：
“那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老枪把烟锅儿在桌上敲敲，舌头有点儿硬地说：
“嗤！高是有点儿高，但还没喝多。”
“什么叫‘高是有点儿高’哇？”
“有酒品的人喝酒顶多是喝高一点，绝不会喝到吐。吐是暴殄天物，糟蹋自己。那就叫喝多了。”
我惊讶“暴殄天物”这种词在他嘴里脱口而出，说得很自然。我还是读了《词典》才纠正了“殄”字的错误读法，老枪竟然念的字正腔圆，毫厘不爽。他大概是文革前的初中生。老枪喝完了酒的样子有点神情恍惚，我疑心他头一句话并不是要说给别人听，而是自己劝着自己少喝点儿。
有一回，我见老枪一个人坐在吸烟室里抽闷烟，眼睛里有一种奇幻的色彩，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情不自禁地走进去，坐在他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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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枪抬起一双炯亮的大眼睛，看了我一眼，说：
“秀才！你见过蜥蜴，也就是四脚蛇，上吊的事吗？……或者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呢？真奇怪，蜥蜴竟会上吊自杀。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
“真的？”我张大了嘴巴，很难相信他不是在说梦话。
“我亲眼所见。一只蜥蜴把它的下巴颏儿顶在小树枝的尖上，就这么上吊死了。真是奇怪！我在那附近找了找，竟然又找到三、四只，都是这么的将下巴颏儿顶在树枝尖上。我想这些小东西难道还有自尊心么？还会上吊自杀？真是怪事。不知道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我想把这个情况写一份报告，引起科学研究方面的注意，但是我不知道寄到哪里去合适。”
我嗤地一笑，心想：大概不会有人理会这天方夜谈似的故事吧？不过他的想像力倒是挺丰富的。我说：
“你可真会幻想啊。”
他失望地看了我一眼，有点懒散而又严肃地说：“这可不是幻想，这是真的。我在山上打猎时亲眼见到的。要是有人研究这个问题，我带他去，肯定还能找到一些呢！”
为了不在他面前显得像个傻瓜，我赶紧溜走了。
这件事过去很久，我还不能忘却。我想老枪的话肯定是有来由的，他的现是否真的有什么价值呢？随着阅历增加，我越来越相信：民间蕴藏着惊人的智慧和现，只是没有渠道表达。当然，这种现有时只是因为无知。譬如有一次，邓竹友把一支筷子斜插进水盆，让我看“筷子为什么好像断掉了？”我用初中物理学过的“光在水中折射”原理解释了他的疑惑。与其说他敬佩我，不如说我更敬佩他。因为他是从生活中自己现了这个现象。
老枪的现，有谁能给他一个解释呢？
第九章
第九章
火车跟着火红的朝阳跑。窗外的乡野景物变幻着。一个低矮的小丘，坡顶上长着青青的疏落有致的小松林，太阳从它们的背后穿透过来，红光中那些黑色的小松树娉娉婷婷，美丽极了。我真想永久地凝望着这个景象，可是火车奔驰，带着太阳，却把那片小松林留在了后边……
回家的一天终于来了，我的心鼓荡如一只小鸟。
我想念玉茭，回忆她的笑靥，她的容颜。虽然我努力地想她，潜意识却还停留在铅灰色的过去里，船上的滋味像一股淡淡的烟岚笼罩着我，挥之不去。稍不留神，脑子里跳出来的还是前不久见到马军的情景。
湖南临湘油港码头是一块非常荒凉的地方，从码头到最近的一个小镇要走很远的路。我们的船队从赵庄沟出经过九天的航程抵达这里，船员们上了岸却无处可去，只好在乡原上像孤魂野鬼似的转游一气。看一会儿那排输油管线，一会儿呆，不知道它们把船上卸下来的原油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在那条土路上我竟意外地遇到了马军。他的驳船随另外一支船队先期抵达临湘，正在码头上卸油。看他的样子大概是到镇上玩耍去了，刚刚回来。
马军见到我也非常激动，他一拳砸在我的肩上，差点把我捶了个跟头：“哎呀，老弟，你还活着！”
“我呸，哪能随随便便死了呢。”我笑骂道。
他拉扯着我跟他一道回码头去，举起另一只手里拎着的卤牛肉，花生米，兴奋地嚷嚷道：“回去喝酒，回去喝酒。”
回到码头上，我先回长江2o57号叫了曹志高，三个人一起来到马军的驳船。在驳船艉楼的起居舱里，我们痛痛快快地像真正的水手汉子那样喝起酒来。
曹志高礼貌地让了让马军的“师傅”，一个四十来岁胡子拉茬的老水手，那人用一种生份的眼光打量我们，木讷地说：“同学么，我掺糊干什么。”然后退回自己的卧舱去了。
马军冷冷地盯了一眼跟他朝夕相处的伙伴背影，恨恨地对我们说：“别理他。”
驳船上水手拢共就这么两个人，整天整天大眼瞪小眼，瞪得像乌眼鸡一般，关系一般都不大好。我和曹志高熟悉这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没有像样的酒杯，我们用碗，用茶杯，用早晨漱口的白瓷缸子，喝高度白酒。这要算是我第一次正式上酒场子。过去所谓喝酒只是舔一舔，象征性的。像今天这样真正地喝酒我还从来没有过。
三个人其实都还不怎么会喝酒，不一会儿，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马军告诉我们，他在驳船上寂寞得要死，他跟“那条老狗”闹别扭，已经好几天都不说话了。曹志高说起涂老轨给他穿小鞋的气人情景，不过没再提起他往汽水瓶里掺颜料的故事。我想起自己在船上受到的欺侮，咬紧牙关不肯说出一个字，眼睛里却像深井一样有水洇出来。
“我真是有点受不了了。”马军说。
“挺住，哥们，挺住。”曹志高说。
“你父亲不是说要把你调回家去吗？”我问。
“是啊，我现在就指望这个了。”说到调动，马军的神情多云转晴，酒精的作用使他的脸烧得像个茄子。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调动回家的事情已经办到调档函的程度了。“这个阶段最关键，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所以，你们不要对别人讲。”马军嘱咐我和曹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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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心。”曹志高在马军的肩膀上搂了一下。“什么叫哥们。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哪会瞎讲。”
我当然不会坏他的事，但我不屑于表达。
马军又说，如果不出意外，再有一、两个月，顶多二、三个月，他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回家了。
回家，这个词勾动我心肠中柔软的粘膜，令我的腹腔里涌过一股热浪，好像连心脏也牵扯得挪动了一下。回家，是多么好的一桩事情啊！也许是游子们所能想到的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了吧？
如果这时候不是离我预计回家的日期仅仅只剩下几天，我想也许我会崩溃的。仅仅是因为想到这个航次终了我就可以回家了，才使我的泪水没有淌下来。
工休假，这块全年52天的精美蛋糕哟，我要小口地享用你一下。虽然我没有调动工作的企图和打算，但我也要回家了。
回到家乡小城。一下火车，就仿佛闻到一种特别气味，那是与生俱来的由生理记忆的气味，让我知道这里是家乡。这种生理记忆包括家乡在这个季节这种温度所对应的空气湿度；空气里所含各种微量元素包括有害气体混合而成的滋味。这种生理记忆包括睡梦中遥远的夜空一声若隐若现的火车汽笛的回声；桂花树在月光下摇落细米般的花粒和那浓郁的香气。这种生理记忆是嗅觉、听觉乃至触觉的。视觉最靠不住！随着小城改造，视觉可能出现很大变化，但是其它的感觉却变化不大。变化不大的还有回家的路径，如果连路径也彻底改变了，那么就有可能找不到家了。
家在记忆中是一张黄的旧照片。
那是一排低矮的平房，门前有建筑工地废弃的竹笆子扎起的破篱笆，风雨岁月驳蚀了颜色，已经变为枯槁。篱笆下种了几颗丝瓜，粗茎老藤曲曲折折爬上院子顶上的铁丝网，人手形的叶子被阳光照得青黄，但远不如纷繁的丝瓜花黄得鲜艳。院子一角有一株无花果树，旁逸斜出的枝杈钻出篱笆，长得繁茂茁壮，它的阔大的叶子染出一片墨青。一间低矮的砖棚蹲在这破篱笆的院内，使本来不大的院子显得愈狭小窄巴。那是父亲在世时，因为家里住房实在太小，搭起来贮存一些用不上又丢不下的杂什物件的。院子里正对着大门，原来还有一株高大的杨树，父亲去世那年，杨树也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把它挖走的时候，现树根积了一大潭水。
家对我来说，先联想到的还是母亲。
我清楚地记得，当母亲知道了我和玉茭的关系以后，亲昵地说过一句话：“毛伢子家家，还谈恋爱。多点点大嗨！”
她说这话时，脱下满是尘埃的工作服，既有解脱劳动之后的放松，也有眼看儿女长大**的喜悦。这句话字面意思是一种责备，语气却是一种鼓励。我明白母亲的心情。父亲去世后，母亲独自拉扯我们姐弟五人，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和心理的压力。我记得她时常念叨一句口头禅：“咱家这么穷，你们兄弟这么多，将来哪个姑娘肯来嫁呢？怕有小子要打光棍呢。”
我与玉茭的恋情，母亲看在眼里，流露出的态度是慈爱大于关切。她大概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家闹着玩的，对这层关系未必抱以期望。她抖落一天的劳累，说出对我的恋爱的评价，让我在感到不服气的同时，更多感受到的是她无比温暖的母爱与慈祥。
到家后，我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去找玉茭。休假的事，虽然已经在信中通知了她，但是具体哪一天回来是不确定的。
怎么通知玉茭我回来了呢？
她家是不能去的。我们恋爱还瞒着她的父母，如果让她家人知道了，对她管严了，就不容易出来跟我约会了。假装到废品收购站去卖废品是个好办法，家里总能找出一些废书废纸什么的，到哪里一卖，岂不是一箭双雕？可是，等我拎着一小卷旧书报，满头大汗地钻进收购站，在昏暗的仓房里把眼睛看花了，也没有看见玉茭。不巧得很，玉茭今天大概休班吧？
怎么办呢？无可奈何我又想到了谢宛儿。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谢宛儿教书的学校。正巧赶上放学，谢宛儿走在一群小学生中间，像一只大白鹅领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鸭子。我刹住车闸，一脚点地，站在路口等她经过。
谢宛儿老远就看见了我，扬起一只手来，说：
“杨光，你在等我吗？”
我尴尬得很，要传的话咔在嗓子里说不出来。好在我给玉茭买的蝴蝶卡就装在衬衫口袋里，这时候拿出来，说：
“是啊，我专程来谢谢你。”
谢宛儿接过蝴蝶卡，兴奋得脸上放光。说：
“你有这意思就行了。还买什么东西。”
“一点小意思，小意思。”我连声说。
“你要给我写信也可以，别忘了加上‘亲启’两个字，要不然你的悄悄话就让玉茭看了去啦。”谢宛儿微笑地跟我打趣。
我的脸烧得通红，不敢看她的眼睛。
我写给玉茭的信全都是寄到谢宛儿的学校，由谢宛儿转交。这个办法是玉茭想出来的。用不着玉茭特别解释，我很容易理解信既不能寄到她家，也不能寄到废品收购站。中国家长拆看儿女的信似乎不存在什么道德上的障碍。收购站里没有文化的中年妇女们不会拆信，但是一双双都是好奇的包打听眼睛，她们一定会想尽办法知道信是谁寄来的？那会让玉茭非常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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