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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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韵风流-第2部分
    这时,金军的主力在主帅仆散揆的指挥下,向南挺进的风头正健。金军所向披靡,连续有濠、滁等州相继失守。金军饮马长江,雄视江南,令南宋朝廷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毕再遇认真地审察了形势,他认为楚州敌兵虽然较多,但粮草已被烧尽,不足为虑;值得警惕的淮西,**最为要害之地,敌必来攻。于是他主动到了**,偃旗息鼓,伏兵于南门下。此时金兵的主力驻扎在距**25里的竹镇。金兵派人到了**侦察,发现城内悄无声息,便认为是宋军已逃,城了空虚,正好乘此机会攻城。不想金兵刚一涉过护城壕,城上万箭齐发,旗帜并举,战鼓如雷,一支精兵杀出,把金兵杀得落花流水。其余的返身逃走,又被早已埋伏的宋军截住,金兵死伤甚众。金人屡屡失利,不禁大怒,金将蒲辣完颜都等调大军10万人包围了**城,四周营帐达30余里。此时城中物资已很缺乏,尤其没有了箭。毕再遇令人用青布做了一个伞盖,几个人举着伞盖在城上行走,金兵以为是宋将巡城,便纷纷向青伞盖上射箭,不长时间竟获箭20万支。毕再遇又令士兵们在城门口吹拉弹唱地作乐,使敌人误以为是城内闲暇,疏于防备;自己却悄悄地引强兵偷袭敌营。这样好几次,弄得城外的金兵昼夜防备,十分被动。金兵见一时难以攻下**,只好撤退;但撤退时,又使计谋,去而复来。不料这些早被毕再遇料到,于是将计就计,自带一支精兵到城东的野新桥地方埋伏,击敌之背,杀得金兵措手不及,慌忙逃跑。毕再遇率兵追到滁州,正赶上大雨夹雪天气,风雪中一场大战,夺得辎重马匹无数,金兵败走。

    著名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奇谋有草船借箭、空城计等内容,历来脍炙人口。其实正史的《诸葛亮传》中并没有这些内容,是后人为神化其人的虚构。笔者认为,小说中的诸葛亮的有些事迹有可能是取材于抗金名将毕再遇。《三国演义》成书于元代,其雏形应是来源于南宋说话人的“说三分”。毕再遇在南宋的抗金事迹,尤其是在**借箭等故事,在当时一定是腾播于众人之口,说书人取为创作素材,是十分可能的。

    毕再遇因战功卓著,最后升任扬州、淮东安抚使,又拜左骁卫上将军。他不仅足智多谋,而且治军严谨,爱护士兵,有很高的威望。他对作战用的兵械、设备、战车等都有重要的改进或发明,是中**事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遗憾的是,当时朝廷中投降派始终左右着皇帝的作为,宁宗的北伐昙花一现,稍受挫折便告结束。嘉定元年(1208)三月,宋金和议告成,毕再遇失去了发挥自己的才干和抱负的机会。他几次上书要求归田,皆不获准。在长期悲愤煎熬中,这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老了。最后在“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深深遗憾中辞世,终年70岁。

    明代《虞初新志》上记有毕再遇的一匹战马的故事,十分动人。这马名叫“黑大虫”,生性骏烈异常,除毕再遇本人再无人能驾驭得了。毕再遇一生南征北战,与此马感情极深。毕再遇死后,家里人用铁索将马栓在栏中。有一天,毕宅附近的岳王庙举行迎神赛会,锣鼓喧天,十分热闹。这马听到锣鼓声,竟误以为是上阵催战的战鼓,立刻昂首长嘶,挣断了铁索狂奔出去。毕家人害怕它踏伤行人,以十几个健卒才把它捉住。毕家的人对马说道:“毕将军已经不在人世了,你可不可生事添乱,连累家里了!”那马耸耳以听,汪然出涕,竟咽哑长鸣数声,倒地而毙。

    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西溪路毕宫师墓,毕再遇父子皆葬于此。”是毕再遇和他的父亲毕进都葬在了杭州。他们得与西湖边的岳飞墓相互辉映,千古忠烈,一代名将,真是可以为湖山增色而且永垂不朽了。

    宋金对峙

    南宋(1127-1279)

    南宋历史

    京城在开封的北宋为金国所灭,宋钦宗的弟弟赵构逃往南方,迁都于临安,史称南宋,赵构被推举为皇帝,史称宋高宗。

    南宋与金国沿淮水—大散关为界。

    公元1127年,金国从开封撤军,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张邦昌在万般无奈之下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正式即位,是为宋高宗。叛臣张邦昌却以护国有功为名,被封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国又继续大举南侵,于公元1129年金国又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史称“伪齐”,以加强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南宋派出由岳飞、韩世忠、宗泽、刘光世、张浚等众多将领指挥抗金北伐,在黄河两岸曾经击溃伪齐军与金国的联军。

    高宗1138年任秦桧为相,推行求和政策。秦桧削去抗金将领韩世忠的兵权,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岳云父子。宋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南宋在宋孝宗、宋宁宗朝时比较安定。宋宁宗以后,国势日衰。

    蒙古汗国灭金,金灭亡后,南宋所面临更强大的敌人——元朝。公元1271年,蒙古建国,国号为元,并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宋恭宗,后来,南宋光复势力陆秀夫、文天祥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宋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崖山海战失败后,走投无路的南宋终于在1279年3月19日随着陆秀夫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而灭亡。

    南宋皇帝谱

    宋高宗赵构(1107-1187年)

    (1127-1162)年在位,在位36年

    高宗赵构,宋徽宗第九子。1127年即位于南京(今商丘),史称南宋,1138年迁都杭州。1162年,让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死于1187年,时年81岁。

    宋孝宗(1127~1194年)

    (1162~1189)年在位,在位27年

    孝宗赵伯宗,字永元。宋太祖七世孙,秀王的儿子。1162年即位,恢复岳飞的名誉,开始抗战,但被打败,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1189年,禅位与其子,称太上皇。1194年死,时年68岁。

    宋光宗(1147~1194年)

    (1189~1194)年在位,在位5年

    光宗,孝宗第三子。即位时已40多岁。1194年退位,死于1200年,时年54岁。

    宋宁宗赵扩(1168~1224年)

    1194年即位,在位30年

    宁宗赵扩,光宗第二子。1208年,与金国签定屈辱的“嘉定和议”。死于1224年,时年57岁。

    宋理宗赵昀(1205~1264年)

    1224年即位,在位40年

    理宗赵昀,宋太祖十世孙。宁宗无子,死后杨后力理宗为帝。确立了朱熹理学的统治地位,4年,联合蒙古灭金。昏庸无能,骄奢滛逸。在理宗之后,南宋政治日坏。死于1264年时年60岁。

    宋度宗(1240~12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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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年即位,在位10年

    度宗赵祺,理宗侄,父赵与芮。死于1274年,时年35岁。

    宋恭帝(1271~1323年)

    (1274-1276)年在位,在位2年

    恭帝赵显,度宗嫡子。即位时才4岁,1276年,元兵攻破临安,恭帝被俘,1288年,忽必烈强迫他到西藏出家,成为高僧。1323年,被赐死。时年53岁。

    宋端宗(1269~1278年)

    1276年即位,在位2年

    端宗,恭帝兄,度宗庶子。在福州即位,即位后,兵败逃亡,途中病死。时年10岁。

    卫王(1272~1279年)

    1278年即位,在位1年

    卫王赵昺,度宗第三子,兵败后,被元兵逼迫,丞相陆秀夫负卫王投海自尽。时年8岁。

    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宋朝从960年赵匡胤立都东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中国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5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的人口已经突破了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宋朝的灭亡,以及游牧民族对宋朝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打击,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从此逐渐转向衰弱,并最终没落于世界主流舞台之后。

    南宋政权与金源政权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类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王朝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陵川集》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著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归潜志》卷一)。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论语∓#8226;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文学方面,南宋文学也带动北方的发展。这在小说和诗文评方面较为明显,因为小说和诗文评的政治性相对较弱,读者面较广。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道,《夷志坚》“自《丁志》后,曾更续否”(《宾退录》卷八)。由此可见《夷坚志》在北方的巨大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坚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在北方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传入北方,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出丝毫诚斋体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体的写景之作。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和张鎡。该诗意思是说,徐似道和张鎡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黄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体。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体的迹象,说明诚斋体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诚斋体之外,陆游的诗歌也很可能传入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与元好问并列,称“天放奇葩角两雄”,但除钱钟书《谈艺录》拈出他们两句相似的诗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直接的文献可以证明元好问读过陆诗,或受到陆诗的影响。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性特别强的陆游诗歌不可能为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总体来看,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源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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