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响，许多关于浪漫爱的研究因忽视了现代化过程这一河因素而误人迷途。
2.第三章 浪漫爱情（2）
文奥庞的一项研究现了同一般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理论相对立的证据，值得注意。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一般认为，婚姻是由以下两种力量之一締结起来的：一个是大妇在维持生活基本需要上的相互依赖，另一个是浪漫爱。前者属于传统社会的婚姻，后者属于现代化社会的婚姻，二者是此长彼消的关系。但是在他所做的一项非洲阿肯母系社会的调查中现了与上述理论不符的事实，从而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阿肯母系社会有400万人口，占加纳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二。在这个社会中，两性十分平等，社会规范—向认为妇女位当经济独立，而婚姻应当建立在双方自愿和浪漫爱的基础上。妇女在举行过成年仪式盾所生的子女即厲合法，并不一定是婚生子女，离婚也很容易，因为夫龙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像西方基督教文明中那样）二人合为一人。兄妹关系反而比夫妻关系更为亲近。现代化过程并朱使阿肯社会广泛接受合法的或基督教式的婚姻形式，在这一社会的上层女性中反而出现了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男性的倾向。（奥庞，1980年）怎样看待这一研究的理论挑战呢？如果严重地对待它，将得出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不够准确或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结论。但或许这只是一个例外。库恩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书中曾用大量篇幅讨论这种例外现象，认为当某种现象只是零星的例外现时，还不足以威胁到整个理论结构，而一旦这种“例外现”越来越多，旧的理论结构无法加以解释时，则一种能对其加以解释的更能自圆其说的理论结构将取而代之。不知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否吋容纳于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结构，这正是我的研究要探讨的问题。
第三类是关于浪漫爱作为婚姻主要原因的研究。罗布津斯卡在题为“现代波兰作为河婚姻决定因素的爱”一书中指出，在现代波兰，婚姻的决定文因素是爱，其基本目标在于满足双方的感需要。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华沙青年日报》读者及其他来源的1648名凋查对象的分析得出的。
苏联拉里科夫将自己的研究报告题名为“仅仅靠爱？”。他现，在1。5万名调查对象中有70—80％是因爱而结合的，15—20是因为人人都结婚才结婚的，因个人利益而结婚的。逬一步的凋查现，因爱而结合的人百分之百感到不幸福，因人人如此而结婚的人中幸福者占十之四五，因利益而结合的人中十个幸福对七个不幸福。作者从而得出结论，因爱而结合并不能保证婚后幸福。研究还现，在年龄较大的人当中，因浪漫爱而结合的较少，寻找生活伴侣的动机较多。
在这一类研究中还应提到朗格的《爱在中国：13与14世纪的社会关系及实践》。文章提出，虽然中国历史上的节妇是孔教理学褒赏的形象，怛这种理想化的形象与现实中的中国妇女形象有区别。通过对元剧的分析，作者将这些作品中中国妇女的形象及其对爱的态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赞赏**美和婚前浪漫爱的，另一类是儒教理想中的贞节、孝顺、绝对服从的女性。研究认为，虽然社会舆论偏爱后者（即使是第一类况也往往要加上一个幸福的结局八但还是可以看出，在理学正盛的年代人们已经对浪漫爱有所认识。浪漫爱应当说在中国早有萌芽，但真正成为受社会规范赞许的婚姻动机还是到近现代才有的。目前的具体况究竟如何正是本文要加以探讨的问题。
研究设计
这项研究的样本是根据简单随机抽样的原则从北京一千万人口中抽取的，其中不包括农村户口和16岁以下的人口。具体地说，我们先在全北京16岁以上人口每人一张的户口卡中随机抽出1550人（遇农村户口即换抽紧邻其后的城市户口），在放问卷之前，由于考虑到有些年龄小的人可能尚未结婚，难以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所以去掉了1％1年以后出生的500多人。在实际寄出的1000份问卷中，147份问卷因地址不洋或搬迁被邮局退间，还有4人因未婚退回了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547份，回收率为64％。这在社会学的调查中已经可以被用作推论总体的依据，一般认为50％的回收率即可使用，60％的问收率已属上乘父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由这个样本所得到的数据能够推论到北京已婚的全体非农业人门。
3.第三章 浪漫爱情（3）
样本的基本组成况如下，男性占54。5％，女性占45。5％。1919年以前出生的占2。4％，1920—1929年出生的占8。0％，1930—1939年出牛的占22。2％，1940—1949年出生的占23。1％，1950年以后出生的占44。3％。汉族人占94。3％，少数民族的人占5。7％。籍贯为北京的占38。7％，北京以外的占61。3％。出生地为北京的占55。6％，北京以外的占44。4％，**员占30。1％，民主党派及非党群众占69。9％。
教育程度：文肓占0。8％，小学程度14。8％，中学程度（包括初高中、中专中技）57。9％，大学程度占24。4％。
职业：无工作的占3。1％，工人占51。6％，知识分子占15。9％，干部占24。7％，军人占1。10％，农民占0。4％。收入在100元（月）以下的占47。3％，100元以上的占52。7％。以上为研究银中的自变量。
依变量共39个，它们是对“下列因素在你们的结合中重文要性如何”这一问题的选择答案（“重要”或“不重要”）。这39个依变量是：对方的教育程度对方的容貌，对方的身材，对方的健康程度，对方的年龄，对方的住房条件，对方是否初婚，对方是否有孩子，对方是否初恋，对方是否童贞，对方的民族，对方的职业，对方的家庭状况，对方的收入，对方的存款数目，对方的性格，对方的智力，对方的幽默感，对方是否城市户口，对方的政治面目，对方的政治表现，对方的政治观点，对方的宗教信仰对方历史是否清白，对方事业是否成功，对方的才能，对方的抱负，对方的理家能力，对方的办事能力，对方的社交能力，对方的忠实程度，对方有无海外关系，对方有无生育能力，对方是否勤俭节约，对方的身高，对方的爱好，对方有无家庭负担，双方感，双方共同语。调查对象被要求在封闭式选择答案的“重要”与“不重要”两项中选择一项，因此这些依变量都是定类变量。
数据分析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卡方检定，看每个依变量受到哪些自变量的影响，从而确定是哪些因素在决定着人们浪漫爱及其他方面的考虑。第二种方法是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用以确定几个主要自变量对依变量影响的程度。
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生存环境越是接近现代化，则人们越看重浪漫爱。这里面包括三项尺度：第一是时间尺度，即假设年轻者比年长者更看重浪溲爱，第二是空间尺度，即假设越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越看重浪漫爱：第三是社会生存条件或社会经济地位的尺度，即假设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职业等）较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更看重浪漫爱。
研究结果
数据分析的第一步是通过卡方检定确定各主要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
受出生年这一自变量影响（显著程度超过0。05）的有19个依变量，其中年长者指1947年以前出生者，年轻者指1948年以后出生者。
分析后可以看出，样本中的年轻者注重的多为对象自身的**特征（身材、身高等）和精神特征（性格、智力、幽默感、才能等）；而年长者则更注重对象的社会特征，诸如收入、政治面目、历史清白、有无海外关系等等。虽然在“双方感”这一因素上年轻者与年长者并无显著区别，我们仍可得出年轻者比年长者更注重对象的自身素质，因而更具浪漫气质这一结论。它与年轻者比年长者更重浪漫爱这一研究假设相符。
籍贯的影响
受籍贯影响的依变量有5个，分析后可以看出，籍贯为北京的人认为双方感和共同语李以及对方的性格在结合过程中“重要”的频率大大超过了期望值，而外地人则更看重对方有无家庭负担及住房这类实际问河题。这一重要现揭示了都市生活对人们结合过程中是否注重吝爱的影响。
4.第三章 浪漫爱情（4）
出生地的影晌
受出生地影响的变量有8个。***
出生地的影响与籍贯的影响呈现相同模式——北京出生的人更重感、共同语及性格等个人气质，而外地出生的人更重政治面目、政治观点等社会属性。同籍贯的影响一样，出生地的影响也反映了都市生活环境（空间）的影响。
教育程度的影晌
教育程度对以下9个变量有影响。
从大学以上和中学以下两组人对不同因素的强调可以看出，虽然在许多因素的选择上二者没有差别，但在这些有差别的因素的选择上，教育程度低的人重视的是层次较低、离浪漫河调较远的因素，如是否初婚、是否童贞、有无子女及生育能文力等等。这一结果基本上符合社会地位较高者更重浪漫爱的集假设。
职业的影晌
职业对10个因素有影响。
职业的区别比教育程度的区别对浪漫气质有更明显的影响。干部、知识分子在结合过程中比其他职业的人更注重感、共同语等，而其他职业的人则比干部、知识分子更看重住房、收人一类物质因素，或是否初婚、童贞、有无生育能力这—类更实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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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教育程度的影响
调查对象们父亲的教育程度对以下11个因素有影响。
父亲教育程度显示出与其他社会经济地位自变量类似的影响模式一一父亲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注重配偶的个人素质及精神方面的因素，父亲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更注重社会因素如政治表现及更实际的方面如是否童贞、有无生育能力等。
父亲职业的影响
调查对象的父亲的职业对15个因素有显著影响。
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浪溲气质的影响模式：父亲为干部、知识分子的人比父亲为其他职业者更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因素，而后者则相反。
数据分析的第二步采用对数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主要自变胃量（出生年、教育程度、职业）对主要依变量的影响程度作量殳的分析。三个最有代表性的依变量被选出来做分析。这三个变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感的因素，以对“双方感”在结合过程中重要与否的回答为代表；另一类是“实际”的因素，以“收人”作为经济因素的代表，以“政治面目”作为政治因素的代表。
关于“双方感”这一因素的分析
通过统计软件spss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的筛选，现解释出生年、教育程度、职业和双方感这四个变量的最佳模型。其中调査对象回答双方感这一因素在结合中是“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之比为依变量，出生年、教育程度和职业为自变量。经运算的筛除只余职业的影响，所得参数如下（括号里是从对数还原出来的真数）。
这一参数先可以解释为自变量对依变量相对了儿何平均值的影响。也就是说：职业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比值（感因素“重要”与“不重要”之比）是平均值的0。40倍，其他职业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0。42倍。即一旦研究对象为干部、知识分子，其比值就会升高到平均值的2。40倍，一旦研究对象为其他职业者，这一比值就会降到平均值的0。42倍。
其次，将自变量的一对取值进行比较，使它对依变量的影响更加一目了然。通过计算得到，在职业对依变量的影响中，河干部、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者的比值之比为5。7，也就是说，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是其他职业者比值1的5。7倍，即一旦研究对象为干部、知识分子，其认为“双方感在结合中是重要的”机会是其他职业者的5。7倍。这一分析结果证实了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更重浪漫爱这一研究假设，并给出了数量的描述。
关于“收入”这一因素的分析
在回答“收人在双方结合中重要性如何”这一问题时，以选择“重要”，与“不重要”的频数之比为依变量，自变量是出生年，教育程度和职业。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出来的最佳模型。
5.第三章 浪漫爱情（5）
先仍看自变量对依变量相对于几何平均值的影响。上述参数显示，年长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1。63倍，年轻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0。62倍，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是平均值的0。77倍，其他职业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1。30倍。
再看自变量的一对取值对依变量的影响：在出生年对依变量（收入重要：收入不重要）的影响中，年长者与年轻者的比值之比为2。63，即一旦个案为年长者，则其认为“收入重要”的机会是年轻者的2。63倍。在职业对依变量帛的影响中，其他职业者与干部、知识分子的比值之比为1。69银，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其他职业者，其做出亩“收入重要”这一选择的机会是干部、知识分子的1。69倍。这文一分析结果证实社会地位较低者和年长者更注重实际且较缺64中国人的**与婚姻又公乏浪漫气质这一研究假设。
关于“政治面目”这一因素的分析
在答“政治面目在双方结合中的重要性如何”时，选择“重要”与选择“不重要”的频数之比是这一分析中的依变量，自变量仍是出生年、教育程度和职业。
将自变量对依变量的影响与儿何平均值相比：出生年：年长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1。90倍，年轻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0。53倍；教育程度：中学以下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倍，大学以上者的比值是平均值的0。88倍。在出生年对依变量（政治面目重要：政治面目不重要）的银影响中，年长者与年轻者的比值之比为3。58，河也就是说，一旦个案为年长者，则其认为“政治面目重要”的文机会是年轻者的3。58倍，在教育程度对依变量的影响中，中集学以下教育程度者与大学以上教育程度者的比值之比为1。30，即一旦个案为中学以下教育程度者，则其选择“政治面目重要”这一答案的机会是大学教育程度以上者的1。3倍。
这一分析中，二阶的影响也较显著，对它的解释是：在相同的职业中，年长年轻的区别对依变量的影响是教育程度区别对依变量影响的1。61倍。
这一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研究假设，即年轻者更注重浪漫爱，而年长者更注重实际，教育程度高者更富浪漫气质，而教育程度低者在配偶身上更看重那些实际的因絮。
结论
这项研究所获得的数据证实了最初的研究假设：生活环境越是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浪漫爱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出一种文化趋同的趋势呢？
谈到这个问题，我想引用费孝通先生最近—篇讲话中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他说，“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的多样性是会像经济不平衡性一样在展过程中逐步淡化么？望文生义地想，现代化既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趋势，应当包括经济的趋平和文化的趋同。事实可能比这种看法要复杂得多。”在同一篇讲话中他还说：“我还没有被人们的理想最后会趋同的理论所说服。”（《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为了追求舒适的物质生李活，世界上各种文化的人都致力于经济的展，因为展经济银是人们达到物质富裕的惟一途径。人们在这一点上绝不会做出河其他的选择。但是文化的问题却不同，由于并没有像经济的富文裕与贫困这样一个明显的尺度（标准），就不能像说富裕是好的、贫穷是不好的那样说这种文化现象是好的、那种文化现象是不好的，或说浪漫爱是好的、讲求实际是不好的。美国人可以做出浪漫爱的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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