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我接着讲：‘‘事后不久，朋友约我吃饭，说他妹妹的对象当初看电子手表挺抢手，借钱到汕头一带买回500块手表。想回来挣点钱，去了一个多星期回来，结果手表不好推了，电子表在广州那也就几块钱一块，这面市场上能卖十二、三元钱。我说：“那就让他上市场卖去呗。”朋友说：“一是没有闲人蹲摊位，二是卖得太慢，再说过个十天半个月的，电子表不知又什么价格了？”朋友从手腕上摘下一块电子表给我戴上了。朋友最后说：“如果这些表你能帮我卖掉，即使以后在体校毕业了，分配不出去，我高薪聘你。”我说：“一言为定，我试一试。”
到市场转悠了两天，然后，我让朋友妹妹的对象去找一个修表店的瘸子，以不低于9元钱一块的价钱，往他手里推，连推三天人家不要。朋友问我怎么办？我说先不用去了，我想办法。 过了两天，我脱下运动服，换上一套工作服，向朋友要了100元钱，到修表店去找瘸子。
我在店外转悠了半天，好像瘸子注意了我，我不紧不慢地进了小店，趴在柜台前看里面有修的手表，也有卖的电子手表。 瘸子问我：“兄弟，你想修表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想买电子手表。”
瘸子从柜台里拿出一块电子手表，向我介绍了半天。我问：“多少钱一块？”他说：“13元钱一块。我转身欲走。瘸子问我：”你嫌贵吗？现在都是这个价，你要真想要，12元钱拿去一块。”
我笑着抬起胳膊，指着腕上的电子手表说：“我想进点这个样式的。”他一听，忙问：“你用多少？”
“不高于800块，我全包。”我说。瘸子给我让个坐问：“什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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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高于10元钱，就行。”我告诉他我是青冈县的，想弄点回去，挣点钱。
他说他能联系着，但要等几天。我给他一百元钱，说：“这一百元是定金，一个星期我返回来取货。如果一个星期不来，一百元钱我不要了。”随后我让他打了一百元钱的收条。
又等了三天，我让朋友妹妹的对象再去找瘸子，瘸子以9元钱一块一次性全包了。
这件事情过后，我并没在意帮助朋友多大的忙。突然有一天朋友妹妹的对象找到了我，手里拿着杀猪刀，说要杀了我。
当时，我说：“泉哥，你杀我可以，但你必须让我死个明白，我不是怕死，但我不能做冤死鬼。”
他说：“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他告诉我，他对象要和他黄，这两天总吵架，他对象说他连我一半都不如。”
我心想：大姐呀，你拿我比什么？你这不是玩我吗？我帮忙也没费多大劲儿，只是当玩了。
“泉哥，你对象和你黄，真的和我没关系。”我解释说。
他说：“你们俩前段时间不是接触过吗？”
“那是凤姐给我送两次钱，我也没挑拨你们之间关系呀。”
“明摆着，她对你有意思了。”他说。
“泉哥，你开什么玩笑，我才十七岁，看我长的大，你对象都二十一、二岁了，你是在埋汰你对象呢？行了，泉哥，我也明白咋回事儿了，也解释了，你愿意信不信。我只当做个冤死鬼吧。不过，泉哥，你这样做，凤姐你更得不到了。因为我死了，你得到的也只能是颗子弹。说句心理话，和泉哥认识一场，你今天的举动，不但我瞧不起你，凤姐也瞧不起你，你这样选择是无能的表现。”
我的一席话，真的起到了作用，他犹豫了半天，笑着拍了拍我肩膀说：“我服了你了，说实话，你喜欢凤姐，我让给你。”
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最后，他说：“既然这样，希望以后不要让你凤姐再见到你。”
我笑了笑说：“泉哥，你别说了，过两天我也回大兴安岭了，因为我们这批训练已经结束，该分走的都走了。我腿受伤被淘汰出局了。”
他临走时说：“你走的时候，我送你。”
我忙说：“不用不用，还是有机会到大兴安岭我招待你吧。”
玉玲笑了说：“没想到，你还会有这么多故事。”
我说：“我虽然有意无意地帮助别人做成了两次生意，真的自己去做，还不知是什么样子？不过，我敢闯，敢拼，以后社会的形势也许会逼你这样做
正文 第五章 再涉命案（一）
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7 本章字数:5462
我和玉玲举行了婚礼。是在舅舅、丽杰的父亲，还有冯德山的一再主张下，原因是家里缺主内的帮手，需要照顾。玉玲忙，脱不开身，但长期住在家中又不妥当。玉玲的父母也非常理解我家中的现状，我本想等两年再说，由于母亲失明，弟弟妹妹都读书，我没有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事情毕竟赶到那儿了，就不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婚礼是在父亲去世后百天之内举行的，有他们的说法。说什么百天之内，红、白喜事可以一起办。如果超过百天，就必须得三年以后才能完婚。我没想和老人们争论，因为家里确实需要人，换句话说，丽杰去世还不到三年，虽然没有举行婚礼，但是结婚证已经办了，我们已是合法夫妻。再说她死后也葬到了宋家的坟地。我在心里只能默默求丽杰谅解吧。结婚的前两天，我到丽杰的坟前，坐了一下午，把情况也向丽杰说了，相信，如果她在天有灵，能够理解家中的状况。
婚前的晚上，看守所武警中队集体来给道喜，中队只留下两个值班武警，因为第二天的饭菜已准备完毕，我让厨师给上了两桌酒席招待武警。这都是我在看守所羁押时相处的。出来后，只要路过武警中队，有时间我就去坐坐，所以，关系比较融洽。最好的朋友叫刘照玉，是德都市双泉乡青石村的，今年转业，在酒桌上他对我说，想让我帮助弄一把猎刀，我说：“没问题，我外甥有一把让我要来了，今天晚上人太多，不方便找，等婚后，我找出来给你送去。”也就是这把刀引发了人命案。
1987年5月2日，玉玲把早餐做好，我还没有起床。她进屋喊我起床吃饭。我因为右手四根肌腱砍断后，伤残未愈，穿衣服很吃力。玉玲一边帮我穿衣服，一边说：“今天振库、振平他们学校包场看电影，《南北少林》，振库班主任姚春平多给了两张票，振库说让咱俩去看电影。”
我说不去。结完婚后，前后院弄的很乱，我得收拾收拾，再说园子也该松土，过几天该种青菜了。玉玲说：“这些活明天我干，你左手有伤，我也不能让你去收拾。走吧，顺便给妹妹买件衣服，你也散散心。”
我想也行。从结婚这几天，我的情绪也慢待了玉玲，心里产生了歉意。也该散散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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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到电影院需三十分钟，此时我看表已不足一小时，急忙洗漱、吃饭，直奔电影院，临行我顺手把准备送给刘照玉的猎刀带在了身上，打算顺路送给他。
一路紧赶，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演十分钟，座位爆满，如果不站着看，凭票可以看下场，由于时间关系，改看商业俱乐部半小时以后的这场电影。
入场前，我碰见了几位朋友，在一起闲聊起来，我让弟弟及玉玲先入场找座位坐下。约四、五分钟左右，三弟振平的同学施龙跑来告诉我，说有两个人要打振平，我问因为什么？施龙说：“那两个小子调戏我嫂子。” 我听后，急忙跑进场内。
当时，两个小子正欲殴打振平，我上前极力劝解，事态方平息。电影散场后，振平的同学施龙先出影院一步，而后返回我身边说：“正门已被数十人堵住，准备殴打振平。为了回避厮打，我与妻子玉玲和振平从侧门出场，并嘱咐振平取自行车后，速离开电影院。
然而在取自行车之际，振平遭到近二十人的围追堵截，领头的就是和振平吵架的那位。手里拿着铁皮包着的木棍，其他人都各持利器，雨点儿般地打向振平。玉玲死死地护着振平。我再次劝阻进攻最凶的那位挑事儿者。我劝住后，转身去劝阻他人时，在跑窜中，身上带的猎刀掉在了地上，我回身取刀时，见那位手持铁皮包着木棒的小子，正举棒打向玉玲的头部。当时，玉玲正抱着振平，背对着行凶者，情急之下，我用左手拾起猎刀，迎上几步，一刀刺向行凶者的大腿部位，由于我的身体高大，且双方在运动中，一刀刺到了腹部，害怕伤及太深，急忙抽出刀来。这时迎面过来一个小子，奔振平扑去，我照其臀部刺了一刀，这人受伤后跑掉。此时，人群中一片混乱，其他行凶者被二弟振库领来的人一路赶跑，我与弟弟、妻子匆忙离开现场。
在回来途中，听见三三两两的人边走边说：‘刚才电影院打仗了，把华局长的儿子给打死了。“我一听脑袋“嗡”一下，华家的势力我清楚。心想，这是一场天大的麻烦啊，事已至此，我也不能眼看着我的妻子和弟弟遭到毒手。
我准备回家中安顿一下，然后投案自首。
玉玲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几千元积蓄拿了出来，哭着让我跑，她说都怪她。我说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让她赶紧做饭，如果受伤者死亡，所有在场的人都得接受讯问和审查，出事儿就不能怕事儿，让大伙儿吃饱，一旦公安部门插手，人什么时候放就不一定了。
我找到玉玲的表哥冯德秀，委托其到医院看望受伤者伤势如何，约四十分钟左右，冯德秀回来说：“人已经死了，是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副局长的侄子，叫华宇，其父原是地区公安局治安科科长，现在在安全局任职；母亲原是地区医药公司会计，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分别是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地区公安局审查站会计；地区公安局刑警和派出所民警。目前，公安机关已插手此案。
冯德秀问现在怎么办，我让他到家里告诉玉玲，让弟弟们抓紧吃饭，我自己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来到了甘河边。这是我以往遇到烦心事一个人常来的地方。望着清澈的河水，一支烟接着一支烟不停地吸着。人命关天，权势的压力，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跳河自杀、逃跑、投案自首。如果自杀一了百了，但是值不值得，难道你被害人逼到我这种地步，我连自卫的权力都没有么？难道作为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妻子和弟弟都保护不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我维护了亲人的合法权益，你再有权再有势能把我怎样？假如我自杀了，我的麻烦恐怕牵连到他人，逃跑的话，公安机关也会按“杀人犯“通缉我，一旦抓住，加上被害人家的势力干扰，打起官司就太被动了；那么唯一的一条路是投案自首，本案具有防卫性质，如果投案自首，即便再有权势干扰司法公正，总不至于判我死刑吧，男子汉敢作敢当，我坚信正义的力量大于一切。
我回到家里时，玉玲和弟弟们都被公安机关传讯去了。其中有三弟振平和同学施龙和所继生。
我走出家门，迎面碰上所继生的母亲，他母亲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告诉她，没有任何人的事儿。也许明后天所继生就能回来，是我把人刺伤致死了。我现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让所继生的母亲随我一同去公安局往回要儿子。（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如果在我前去的途中，公安机关和我相遇，所继生的母亲可以做我证明自首的证人）。
不出所料，刚刚走出五一村（我选择走公路是推断可能会相遇），公安局的两辆挎斗摩托迎面而来，前一辆车上坐着五一村的孙立伟，孙立伟见到我，告诉了公安人员，摩托车停了下来，我迎上去，公安人员问我叫什么名字，“宋振岭。”我没有回避。“你干什么去？”公安人员问。“我去投案！”我答道。
公安人员听后说：“上车吧！”而后调转车头，直奔公安局。
等到了公安局，准备做笔录时，进来一个刑警说了一嘴：“那面审出来了，与他没关系，是宋振平承认用尖刀刺的被害人华宇。”我听后一愣，三弟振平把责任揽过去了。当时，只是在家里时，顺口说了一句，不行由振平承担，一是事件起因是被害人调戏妇女；二是振平未满十八周岁，有法定从轻情节。这样，即使你暗里干扰司法公正，也判不到哪去。因此逼着你被害人家属退步，我宁可给你一定的经济赔偿，如果妥协，振平即使判也判不几年。不过当初只是提了一嘴，并没想那么做，否则，最起码需要交待的是：一、是在什么状态下刺的被害人，时间和空间要交代细致，被刺部位，以及振平刺完华宇后的一些细节，也要与实际相吻合了。那样，这起案子基本能够定住。但我并没交代上述这几点，振平就把罪揽过去了。我明白弟弟的心意，他考虑哥哥刚结婚，且又缓刑在外，我如果承担罪责，不但对他嫂子是个打击，而且处理时，因为有前期刑罚在身，肯定在量刑时不利。他承担的话，最迟三十岁之前也回来了。
面对着案件出现的这个插曲，我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之中。
办案人员开始缓做笔录，唠起了闲嗑儿。我向办案人员要了几支烟，不停地抽着。
从案件的整个过程，我像过电影一样，从头到尾地过了一遍。越想越不对。不行，三弟振平揽不过去。每个环节就像链条一样，处理不好，就断了。那样，反而更被动了。我这面还有投案自首情节，如果只投案不自首，容易把法定从轻情节给打丢了，人命关天，步步都要慎重。
其实，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不是随着人的意志而转移。如果当初，我回去后，把案件和弟弟认真研究交待一下，三弟能把案子揽过去的话，1993年振平也不会因特大流氓犯罪团伙主犯，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还是给我做笔录吧，我弟弟是在胡说八道，那一刀是我刺的，扎到了肚子上。”我对办案人说。
办案人稍有放松的表情，立即绷紧起来。“怎么，人是你捅的？”
“嗯。”我答道。
其中一个办案人站了起来，说：“你先等一会儿。”说完转身出去了。
大约能有十几分钟左右，可能向局领导汇报了案件讯问中的突变情况，办案人拿着讯问笔录纸返了回来。
笔录做了有一个小时。我谈的很细致，也很客观。因为第一手笔录在今后的诉讼过程中，将起到比较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其它节外生枝的事情，一般的案件，都以第一手材料为主，而预审科和检察院在提审时，基本上做笔录就不这么详细了。只是针对案件过程中需要补充的地方侧重记录一下，或有些问题不明确，譬如，牵扯案件定性方面、主观态度或某重要环节等问题进行补充。
天已经渐渐地放亮。办案人拿着笔录走了。在审理案子中，每进展一步，都要向领导汇报，以便研究下一步审讯方案。
隔着窗户，看到路上星散地出现了行人。那是块自由的天地，已经不属于我了，起码需要一段时间。我清醒地意识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刚刚拉开帷幕，前方的路充满了艰难和泥泞，我没有选择。
我想到了《留侯论》中的两句话：“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那么人逢大事而不乱，是不是过人之节呢？在心理上，我开始自勉。
我喜欢梅花，因为梅花有坚强的性格。梅花独傲严寒以飞雪为伴，最终迎来的是繁华的春芳。我不相信，前方的路，只有我一个人在艰难地跋涉。我要用坚强的意志冲出人生这片泥泞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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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时候，我和玉玲见上一面，我把手表和她给我的那支钢笔交给她，只说了一句：“照顾好你自己。”玉玲眼泪流了下来，我很冷静，告诉她，把眼泪擦掉。
开始案件是按流氓殴斗定性的，加之人命关天，玉玲也被刑拘审查，放到了审查站。看守所这面二弟振库、三弟振平、玉玲叔叔家的弟弟谢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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