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成长，尽到人父的责任。思来想去，孩子就叫“宋兴磊”吧，“兴”取兴旺之意，且我辈为“振”字辈，那“振兴”之希望就在此了，“磊”希望孩子日后做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从字面上是三个“石”字构成，也希望孩子的命硬如“石”，经得起风暴之袭。
在以后羁押生活中，我又多了一份思念和牵挂，经常在脑海里勾勒孩子的模样。玉玲给我生了儿子，我坚定了把官司打到底的信念，最起码宋振岭有了后代，而你被害人却永远消失在宇宙空间了。在公共场合，你调戏我爱人，我没怪罪你，即使和弟弟发生吵斗，我都忍让并百般劝解。电影散场后，你却召集数十人大打出手，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亲人遭你毒手，别说危及生命了。一个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一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和弟弟，那是天大的耻辱。
春节很快就到了。这是我失去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看守所每顿给加了炒菜、炖菜，主食以馒头米饭为主。大年三十，看守所给每个监房发了十支香烟。这也预示着节日里可以抽烟。各监房都八仙过海设法往里弄烟。有能力的还能搞点儿酒来，看守所给各监房发了扑克牌，瓜子、糖块和苹果。
三十晚饭后，各监房串联起来搞演唱会，拉歌，看守员其实听得一清二楚，但也是默认了。作为一贯严肃、紧张的场所，顷刻间像开放的大市场一样，热闹起来。除一房是拘留房，春节前全部释放外，从2房至女房12房，每个监房拉一首歌，循环着唱，欢笑声暂时给压抑了很久的人们带来了一丝轻松。
我对文体是个爱好者。在众人的一再盛情邀请下，我为全看守所的难友们唱了一首《囚歌》。女房提出要和我对唱《敖包相会》和《十五的月亮》，两首歌曲把歌会推入了高嘲。也由此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每天晚上，两首歌曲成了保留节目。
晚上，一般的情况下，看守员溜一次道子，就再也不进来了。
到1988年春季，我在看守所里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一是许多监房需要我给进烟，关系好一点的帮助进点酒喝，再者，凡是判刑后认为量刑不当上诉的，十之*都求我代笔帮忙。久而久之，人气指数渐高。
一天，我所在的监房被拆开了，把我分到了八监房。一进监号房，我把行李放到铺上，便一屁股坐在了铺边上。号里人问我：“宋哥，你的房怎么给拆了？”我说现在各号里人关押的少，我号才五、六个人，看守所并号也很正常。
头铺的人忙让里面的人依次串铺，然后，他搬到了二铺上，，让人把我的铺安到了头铺。我说：“这多不好意思。其实睡哪儿都一样，我还是睡对面的顺铺吧。”
“别的，宋哥。你能调到我们号是我们号里人的福分，这下子好了，我们省着每天为抽烟犯愁了。”头铺说。
我忙问：“怎么，号里的烟不够抽啊？”
头铺说：“这号里就我能整点儿进来。都会抽烟，钱也带不进来，宋哥，你的钱是怎么弄进来的？”
“谁开庭，就往里带个三十、五十元的。再者，和家里联系，设法让溜所犯人往里给拿。”我告诉他们。
刚进号，大伙这么热情地欢迎我，且把头铺倒给了我，怎么也得表示一下。我给原头铺扔过去一盒烟，其余的两人一盒。一般的情况下，底下人无论给他多少，他不敢奢侈，一支烟用报纸卷着抽，掰成三截，甚至四截。
凡是我到的监号，不主张欺压人，如果实在不像话的，我伸手揍他一顿，轻易不让别人伸手，事过去也就拉倒。有的监房，黑天白天的打。
看守员所长姓曲，叫曲禄太，人还算不错，是我刺死的被害人家邻居。后来他很恨我，但我能理解，因为我为了救一个死刑犯，帮助写材料，往外带材料，又帮助从北京请律师，把看守员的管理工作扰乱得够呛。
这一天，看守员曲所长找我谈话，让我带头“创文明监号”。一个时期以来，各号凡是进来好打好闹的年轻人，看守员管理有困难的，就往我号里调，交给我，这些人到我号里后，都老实了。其实，我心明镜的，是我在地方两次出人命，而且这一次刺死的是地区公安局长的侄子，被害人华宇在地方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创立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五虎帮”，自任帮主，在地方很多人都惧怕华宇。我把“帮主”给刺死了，很多人必然会打怵；二是我1.86米的身高和180斤的体重，完全能震慑住他们。
我答应了曲所长的要求。回监房后，开始清理号里卫生，要求把内务叠得横平竖直。人犯坐有坐样，反省时坐成一条线，号里杜绝打骂，闹号现象，这一改变给看守所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号里岁数小的想学习，我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给他们补习文化知识。随之，各个监房相继效仿。
每周五看守所卖货时，曲所长都会扔进一箱方便面作为奖励。每周六、周日，将看守所的彩电抬到我监房，让号里人看电视。其实，表面的工作做得很到位，给看守所脸上添了光，但暗地里，号里抽支烟，被曲所长抓住也不吱声。要是以往，一是清号，二是抓住谁，就要加带戒具，一顿电警棍。看来人都是相互尊重的。他希望我这样带头，因为我以前烦心闹号的时候，给看守所也弄得挺闹心的。
一天， 我在读《人民日报》时，一个企业的法律顾问解读的法律知识，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他叫宋迎跃，是中国法律事务中心的律师。随后，我给宋律师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法律求助信，希望能在诉讼中得到他的帮助。并简单的介绍了案情、性质、以及被害人亲属的社会背景，告诉他，这是一起面临着“权与法”较量的案件。
信投寄出去不久，我收到了宋律师的来信，表示同意担当我案诉讼的辩护人。在随后的信件交往中，宋律师进一步地掌握了案情及可能存在的阻力。他说我案的情况，他已向单位领导反映。他的主任王明毅将和他一同担当本案的辩护工作。
看守所新调来的一名管教，叫王颍涛，和我的邻居陈凤国关系较好，以前在曙光派出所当民警时，和我也有过来往。我委托他把宋律师的信件转交给了我的弟弟振库，让家里进一步地与律师接触。
六月份，我因胃窦炎，每天开始到地区医院点滴，每天早晨出去，下午回来。家里人和朋友知道后，每天都去陪我，中午的时候，给看护的两名管教买几个菜，买点酒。由朋友陪着吃，关系处得比较不错。这期间，家里人都见到了，只有玉玲和孩子在齐市娘家没有见到面。这时，我也见到了枫和他的爱人，他俩正在开饭店，每天给我送几道爱吃的菜，做些油饼。但我没想到这次一见却是诀别，半年后枫死在了他亲弟弟的刀下。点滴一直持续了半个月才结束，庆幸的是我把我的想法和外围应做的准备工作都交待清楚了。
八月份，我的右耳垂下又结了一个粉瘤，越长越大，看守所把我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此后，每天需要医院打点滴，后改成注射。这次，我有幸见到了玉玲和孩子。玉玲告诉我，上次接到信后，就赶回来了。但点滴已经结束了。到看守所里想见见我，所长不让。
我见到她们母子的时候，鼻子一阵阵地发酸。这个时候，如果不发生命案，一家三口是多么的幸福啊！我伸手把儿子抱过来，想要亲亲儿子，儿子没命地哭喊找妈妈，玉玲只好把孩子接过去。我顺手去摸儿子的小*，儿子一劲儿地用小脚踢我，儿子幼稚的举动把我给逗乐了。我忙说：“好，好儿子，一定要保护好！
这次打针，我又见到了第二个诀别的人，就是从小一直疼我的外婆，此时，外婆已近八十岁了，一年多没见面，耳朵好像已不听使唤，我喊了两声：“姥姥、姥姥！”她却没听见。妈妈告诉我说，外婆说什么也要来看看我，说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看振岭了。如果母亲双目失明的话，倒不如说，我是外婆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抚养大的。从四岁，我就睡到外婆身边，直至18岁，自己有了寝室。听到外婆的心愿，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
正文 第六章难中有情（二）
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7 本章字数:2069
这一年，我在看守所这一特殊的场合，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同学，也是我儿时的小伙伴，孟欣，另一个是邻居史学义。
天已接近傍晚，女房里进来一个人，叫孟欣。我听后，急忙从铺上做起来，又走到铁栏杆前喊女房的张三，她在社会上也算是“大姐大”人物。我问她进来的孟欣是哪儿来的？张三告诉我说是五一的。我让张三照顾照顾孟欣，告诉她孟欣是我的同学。随后，我给孟欣过了点吃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扒在铁栏杆上和孟欣说了几次话，显然，她不爱说话，她是个性格外向的人。可她在班级里是文艺委员，几年不见性格变化怎么会这么大呢？我问她怎么不爱说话了？她没有吱声。从同学的角度，我应当关心她才是。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成年后，在我的好朋友刘志华口中得知，孟欣是他的初恋。
第二天，给我送过来一袋蛋糕，说是孟欣给的。我一摸，一袋蛋糕都风干得硬邦邦的。我的心里很沉重，没想到她的生活会这样艰苦。而我这里方便面、罐头、奶粉成堆。她给的蛋糕虽已经风干了，在难处我还是很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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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蛋糕扔给了号里人，让他们吃。“宋哥，里面有个条。”一个难友递过来一个纸条，是在蛋糕里夹过来的。我急忙打开纸条。
“振岭，你好，我不是不爱吱声，号里的几个女的，都不是东西，整天让我洗碗，擦铺，还骂杂……”
我一听，怒了。我跑到铁栏杆前，喊张三，张四姐俩。我知道他们俩在号里最霸道。“怎么地，我宋振岭说话没面子，我他妈告诉你们，孟欣是我的同学，你们欺负她，这不是和我过不去吗？”
张三见我动怒了，一再让我消气，并安慰我，让我放心，以后一定好好待她。我一看她们说客气话了，我也是见好就收了。否则，也不能把人家怎么地。充其量组织别的监房，每天一起骂她们。但凭良心讲，平时女房和我处得不错，张三也时常给我送些副食过来。
而史学义是因到孙三家，见孙三家没人，把录像机拿自己家来看，关系都不错。但孙三回来见录像机没了，便报了案。这样，把史学义给抓了进来。
他刚进来是押到了四监房，史学义和我同龄，他从小便有气管炎和心脏病，挺严重。进房后，号里人欺负他，打他，史学义喊报告。管教给调到了三监房，结果没出十分钟，史学义哭喊着报告，说号里人打他。管教说要给他调五房。史学义哭着说：“大叔，你这么折腾我一圈的话，给我打死了，你把我调到宋振岭号里吧，我谢谢你了！”管教问他认识我吗？他说从小一起长大的。
张管教走到我监房，问我认识不认识史学义，我点点头。他说把他放你号里吧，搁到哪个号都挨打。我说我过句话就没事儿了，史学义不干，说什么也要和我在一个号里呆着。就这样，史学义和我关到了一起。
史学义到是没人打他了，不过他经常对着我哭，说他判刑了，爱人大梅子就得和他离婚。而且自己身体还多病，根本不能活着回去，让我帮助想想办法。而我在里面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预审科提审他，让他承认是盗窃行为，史学义不承认，办案人把他打了，他借机心脏病发作被拖了回来。
史学义对我说：“大哥，我必须得出去，如果和孙三谈明白了，盗窃罪根本就定不上。”
我说：“你到医院后，马上给你叔丈人打电话，一争取住院，二争取先取保候审，然后，让孙三撤案，听明白没有？”
史学义点点头，我让他病情装得严重一点。
之后，我让号里人报告管教。管教过来后，问怎么了？我说犯病了，可能提审时挨打了。我这么说的目的很显然能引起看守所的紧张，因为牵扯责任问题，因此，看守所急忙和办案单位联系。
预审科办案人杨威跑了进来，问怎么了？我说他犯病了，挺严重，从小就先天性心脏病，抢救好几次了。随后，我问杨威：“是不是提审时，你们打他了？”（我和杨威关系很好），杨威点点头。我说：“你马上给整医院去吧，晚了就抢救不过来了。”
杨威急忙找管教取钥匙，联系车。
我让史学义把头转过来，发现他的鼻子开始往出流血，我分析是他自己弄的。他问我：“大哥，家里有什么事没有？”我说：“没什么事儿，要是出去了，和振库好好处，我不一定哪年哪月能出去呢。”
史学义点点头说：“放心吧，大哥，我和大梅子不会忘记你的！”（大梅子曾和我是同学）
预审科几个人风风火火地把史学义抬走了。一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又没有回来，我分析他住院了。这样取保候审的希望就不成问题了，因为大梅子的叔叔是司法界的，办事还是比较有力度的。
后来，史学义被取保候审了，找孙三也谈明白了，赔了不是，孙三帮助把案子给撤了。听振库讲，史学义一直和他处得很好。直到90年代中期因病医治无效死亡。生前一直念叨，如果不是病情缠身，很想和振库一齐看大哥去，有一次曾对振库说：“振库，大哥还有多长刑期呀？我恐怕等不到大哥回来了！”不久，便病逝了
正文 第六章 难中有情（三）
更新时间:2014-3-10 17:05:28 本章字数:2877
历时了一年零五个月，大兴安岭地区检察院来提审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该案移交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话，则意味着按三大刑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一般都是可能被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的案件。而基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则是十五年以下的刑事案件。看来，地区司法机关的态度已经很明显。假如说公开受理话，这起案件根本就提升不到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即便按有罪处罚，充其量有十年刑左右挡住了。但现实中，我要迎接三大刑的考验。
这年秋季在检修暖气时，我悄悄地藏起了一根一米半长的寸管，两根钢锯条，准备到万不得已时破釜沉舟，决不能坐以待毙。
刚刚进入冬季，号里进来一个经济犯，他叫朱佩金，是大兴安岭林产工业公司木材销售科副科长。因指控犯有贪污、诈骗、行贿三项罪名被铺的，其中仅贪污一项罪名成立的话将面临死刑。
八十年代中期，朱佩金是以公司的名誉在河北昌黎县建立的木材销售处。有公司每年为其提供木材，而每米利润的百分之三十返回公司。在经营中，朱佩金自筹了几十万元钱，开始了创业历程。经过了一年多的打拼，销售处盈利了百余万元。但由于与公司在这利润上，对原定的每米应返利润提出争议，认为定的太低。因此，在与公司做完预算后，便搁置下来。由此，有人举报朱佩金贪污税金、诈骗和行贿罪被告到了检察机关。也就是这一起案子。在我的参与和帮助下，历时七年，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
据朱佩金所说，他确实没打算交纳税金，因返公司利润争持而未交纳税金，只是一个借口。否则，实际木材总数销售完毕后，应交税金额度就已确定下来。这是死数，与往公司返多少利润是两回事儿。按理说，木材卖出一年多了，税金还没有交，显然就是问题。其二，举报的诈骗是有一笔四十万元的木材款打到了松岭区板厂一分厂账户，后来和二分厂并户，转到了二分厂账户。举报说他把这笔钱骗走，给密起来了。其三，所谓的行贿，是朱佩金给他的会计，也是公司给配备的会计，家里按了一部电话，此后，又给拿了一万一千元钱。
从他讲述的情况看，罪是有的，但关键是官司怎么打？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这官司你打不好，就容易进“三大刑”。朱佩金说：“那怎么整？咱也不明白怎么说是有罪，怎么说是无罪啊？”我听后没有言语。
朱佩金进号后，检查机关一直没有提他。而我们相处的一个多月里，感情处得比较好。他一再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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