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你为什么又天天给我送饭来呢？”
“秋文阿姨让我来的。她说，”冬冬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把底下的话说出
来，“秋文阿姨说，你爸爸也不容易……”
“你和她谈过我？”
“谈过。”
“谈过你的母亲？”
“谈过。”
“还谈过什么？”
“什么都谈过。怎么？违反保密条例么？”冬冬的语气又是那样刻薄了。
“不。我说，那很好。”
张思远——不，老张头从冬冬那里了解了一点儿秋文的事情。秋文原来的丈夫是１９５
７年划的“极右”，现在还在劳改农场。冬冬认为，只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秋文才与丈夫离
了婚，实际上，她在等待着那人的自由。１９６４年“四清”时候的工作队，和１９７０年
“清队”时候的宣传队开始都瞧着她不顺眼，准备立案专门审查，但是所有的社员和基层干
部都向着她。她主动到工作组和宣传队去谈自己的一切，谈笑风生，全无禁忌，反而打消了
别人对她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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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层保护色吧？她分明是一株异地移植的树，既善于适应水土，又保留着自己的与
这里的植物群全然不同的个性。她的随和后面是清高，饶舌后面是沉思，喜笑乐天（带点傻
气）后面是对十字架的背负。
但那些又不仅仅是保护色，清高后面确有一种由衷的利他主义，沉思后面确有拿得起放
得下的丈夫气，而背负着十字架的她仍然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想想她对村里的少男少女
的婚姻恋爱的关切吧，她都快成了新式的、可靠的、不怕受累、不怕落埋怨的媒婆了。如果
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她的笑声能那样真诚，那样傻气么？
但是她显然用另外的调子与张思远谈话，“好好了解了解我们的生活吧，官复原职以
后，可别忘了山里人！”
张思远挥挥手，表示对“官复原职”丝毫不感兴趣。但是秋文不饶人：“甭挥手，我如
果是你就争取早点儿回去。一个月挣着那么多钱跑到这儿来摸锄把子？不但官复原职，而且
会官运亨通！”
“越说越不着边际了。”张思远更摇头了。
“当然。自然死亡再加上穷整，真正有经验、有水平又能干事的领导干部现在是越来越
少！不光你们越来越少，就连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再搞上十年教育革命，等
到中国人都成了文盲，小学毕业的就是圣人！而你们这些大干部呢，更成了打着灯笼也讨唤
不着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
交给哪个只会摸锄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
摇头顿足地骂你们！”
张思远只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一亮。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事情总会发
生变化，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不到秋文还是一位政治家呢。但是我能等到那一天吗？不
是整天说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吗？不是我已经被抛出社会生活的轨道有许多年了吗？
秋文的话应验了，没有用很久。１９７５年，张思远正择着韭菜就被接回了市委。１９
７７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思远升任省委的副书记。１９７９年，张思远又调到北京，
担任国务院的一个部的副部长。
上 路
他终于暂时离开了质地讲究的“部长楼”。这一幢高层建筑是为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提供
住房的，老百姓称之为部长楼。经常有许许多多小汽车停在楼前。有警卫，所以一般人不走
近它。住惯了部长楼离开它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张思远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经计划了
许久了，已经下决心许久了，但他还是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一想到他要离开自己的惯常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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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生活轨道，他就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烦恼。就像一个坚持按时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让
他改成一天吃两顿饭或者四顿饭，就像一条鱼忽然准备去陆地上观光。今晚我躺在这里，明
晚，后天晚上，以及后天以后的诸晚，我将躺在哪里呢？出发前夕，张思远辗转反侧，一直
有一个声音在劝阻他，在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腿，拉着他的衣角。别折腾了，你现在不是
很好吗？你已经快要６０岁了，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
的，而且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过。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
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秘书几次企图说服他，暗示他的这种坚持不但是幼
稚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书只差问他一句话了：您的神经是不是出
了毛病？
他用沉默压倒了秘书。现在，火车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开动了。秘书，司机和他坐惯
了的黑色吉姆都离开了他。汽笛发出了刚亮的愉快的叫声。机轮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金
属的撞击令人焕发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请你干一杯”之中夹杂着女列车员的吐字急促的
问话：“这是谁的行李？”张思远闭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气大的母亲打了她的淘气的孩子
的屁股蛋，于是孩子和李光羲展开了咏叹比赛。张思远睁开眼睛，阳光洒满车厢。风吹动了
他的花白的头发。有人打开了车窗。他轻松而自由。我又是一只蝴蝶了么？
“把票给我！”女列车员向他伸出手，下令说。铁路员工的蓝色制帽下是一张年轻的、
不耐烦的脸。如果在软卧，她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说话。这挺有意思。张思远掏出了自己的车
票。铁路制服，还有解放军的军服，似乎都应该改进一下了，这两年人们穿得愈来愈好，而
制服与军服却依然旧貌。本来，这种制服，尤其是军服，应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红鼻头，敞着怀的大胖子摇摇摆摆地坐到了他的旁边，大胖子的不寻常的分量使卧
铺吱地一响。“玩两把百分吧？”大胖子说话是胶东半岛的口音，嘴里喷出辛辣的生葱味
儿。如果在软卧……
如果在软卧车厢会比这儿好得多。当然。但这一类的想法只不过微弱地一闪。他的眼睛
里闪烁着阳光。他喜欢这一节车厢。喜欢脸孔绷得紧紧的列车员姑娘，瞧，她又来拖地板
了，多辛苦！他喜欢他头上的中铺和上铺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开车就睡着了，年轻人的睡
眠是多么香甜呀！他喜欢对面的吸着两毛钱一包的香烟的干部，这位干部死乞白赖地向他让
烟，他怎么推也推不出去。为什么把烟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样阴暗呢？这位同志的让烟就丝毫
不意味着托他办事之类。还有带孩子的母亲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给陌生的“叔叔”表演节
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冬冬爱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但是人和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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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亲相爱的呀。是的，从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到现在又是四年多了。艰难的，令人惶惑
失望，摇摇欲坠的头一年；绝处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烦的，纠缠不休的，明明
又是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的这两年。回顾昨日，他不能不为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和迅速而
惊叹。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他又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机会
与这些坐硬卧车厢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的位置也与别人不
同。但是他不能那样重访山村，他不能前呼后拥，气宇轩昂地以高干的姿态出现在冬冬和秋
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欺负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冬冬和秋文身边拉开。虽然
他知道，坐小汽车绝不是他的或任何人的过错，住“部长楼”，进软席车厢也绝不是应该责
备的事情。平均主义从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不能，他不愿，他不敢，他也不应
该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任何方式重返山村。
细想起来，就连硬席卧辅也不能使平均主义者安宁。更多的人坐着硬座。从起点站到终
点站要运行７０几个小时，有不少的人就这样坐７０几个小时。中国人的耐性、韧性、吃苦
耐劳真是举世无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连硬卧都坐不起呢？３０年了，你不觉得脸发烧
吗？你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吗？看看每个车站上，挑着箩筐，背着大包袱，扶老携幼，上车下
车的百姓们！
那就是老张头，老李头，老王头和老刘头们。他又有两个星期可以作老张头了。恢复工
作以后，他常常回忆在山村的老张头的生活。他有时候自问，可能不可能有另一个张思远，
另一个自身，即那个被唤作老张头的我仍然生活在那个遥远的、美丽的、多雨又多雪、多树
又多草、多鸟又多蜂蝶的山村呢？当他低头踏进吉姆车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鸟鸣中上
山拾柴吗？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拉长了啊——啊——啊——的声音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
在地头和歇憩的农民、农妇们说笑话吗？他完全不是装腔拿调地拉长了啊的声音，他在对非
常复杂的工作、思想、认识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话语应该清晰、准确，他必须对他说过的每
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负责，他要一边用心思考一边说，他还要使听他的发言，他的讲话
或者被称作张副部长的指示的人有领会、温习、思考、消化的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啊的拉长
的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另一个张思远——老张头就从来不把啊拉长。说起话来又快又巧
妙，那个老张头比张副部长要年轻一些，健壮一些。当张副部长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的
时候，当他衣着整齐地，彬彬有礼地为外宾布菜的时候，当五星啤酒和北冰洋汽水，通化红
葡萄酒和贵州茅台，崂山矿泉水和绍兴黄酒被任意选用，任意啜饮的时候，另一个“我”不
正在烟气未尽的石板小屋里，在煤油灯的光焰照耀下，在热烘烘的锅灶旁边，在钉得一条腿
有点歪斜的小板凳上，端着山区人民喜爱的粗瓷大海碗，就着老腌咸菜，大口大口地喝着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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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脾的，搀杂着诱人的红小豆、白芸豆、绿豆和豇豆的浓浓的包谷糁子粥吗？老腌咸菜是
以“老”而自豪的，拴福大哥说他的那一缸咸菜汤还是民国１８年的底子。从民国１８年腌
了那一缸咸菜，每年夏天都要熬一次汤，每年秋天都要加菜，加盐，加水，一直到如今。当
张副部长正在为处理一个人事问题（如今人事问题占用了他那么多精力，简直令人难以忍
受）而在斟酌词句，而在搜索枯肠寻找一个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照顾关系，既要有利工作又要
挡住从某个方向攻来的明枪暗箭的方案的时候，那个老张头是不是正在饶有兴趣地倾听拴福
大哥叙讲自己的腌菜汤的悠久历史呢？
现在呢，他又把张副部长留在北京了。让张副部长去开那些开不完的会，看那些看不完
的文件去吧。经过十年的动乱，张副部长正在按照党心民心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并没有忘记
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
有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作法更对人民有利的作法，如果张副部长
要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
他接受了对面的同志让给他的有点儿呛人的纸烟。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带
过滤嘴的“中华”。这并没有引起惊奇，因为现在即使是学徒工出门在外也要带两包好烟，
这叫作跩牌子。硬卧下铺的空间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会有人怀疑。他接受
了口里发出葱味的胖子的玩扑克的邀请。对家、横甩、抠底、满分升级。只是在戴上了叛
徒、三反分子的帽子以后他才学会了打百分，下象棋。他也像每个无事可做的旅客一样，努
力领会和钻研列车运行时刻表，好像这一次旅行以后他就要调到铁路运输部门担任调度员似
的。他拦住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给他们吃糖，和他们逗着玩。他本来计划在火车上读点儿
书，但拿起书来常常被打搅。也好。老张头与众人平等，与众人一样并无更多的责任因而也
并无急迫感。拴福大哥讲过一个理论：人总是要死的，急急忙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急急忙
忙地去死，不慌不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慢慢腾腾地去死。真是高论。老张头虽然轻松而又
自由，率直而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有一得必有一
失，这失去的代价未免太大。
还有许多细小的，无足挂齿却又相当讨厌的付出代价。老张头必须事事排队：进站，上
车要排队；去餐车吃饭要排队；上厕所和去洗脸池洗脸刷牙都要排队。作为老张头应该完全
适应和完全习惯的排队，却引起了张副部长的抗议。他还必须忍受不礼貌的对待和恶劣的条
件。有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看样子不过五六岁，常常横冲直撞地在车厢里穿过来走过去。
老张头拦住了他，给他一块糖，无非是想逗他玩一玩，男孩子却小霸王一样地打掉他的糖，
而且出口不逊，“×你妈！”这一句粗话引得所有听到的旅客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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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好像是听到了侯宝林在相声中甩出来的一个“包袱”。张思远，多半也是张副部长霎时
间血往上冲，脸大概都红了，黑帮听到詈骂只能低头认罪，但是副部长却无法忍受这种侮
辱。“你怎么骂人？”他责问了一句，稍微有点严肃。五六岁的小胖子威风地扬起了头：
“就骂！就骂！待会儿告诉我爸爸，不给你开饭……”原来，小胖子的爸爸是餐车上的炊事
员。旅客们又哄然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分析：“好小子，这么点儿个就懂得了‘权’的厉
害！”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下了火车要坐两天长途汽车，汽车司机对待旅客就像对待一群猪
猡。中途停车时他看也不看大家，蛮横而又含混地发一个令：尿尿！吃饭！休息！下车！快
上！那种腔调简直令人发指。这且罢了。第一天停车休息，他住进的是一间４２个人同住的
大房间，烟气汗气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功率的荧光灯管，终夜不关。半夜里旅店工作人员
前来查铺，看有没有没开票就住下了，又查了个鸡飞狗跳。他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他简直后
悔这次出行，后悔自己太不现实，本应该听秘书的话。如果当地省委派小车来接，这两天的
路程只要多半天就够了。他毕竟已经老了，已经不是那两年的老张头……
但是第二天他精神还好。上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打了一个胜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坚
强的人，是一个没有失去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的人。但是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微笑后面仍然有
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他隐隐地预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几天的生活，对于张副部长来
说，不过是客串罢了……他皱起了眉。
但是有一件事他实在忍不住了。当第二天中午他排着长队等候买票在交通食堂就餐的时
候，有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登山服，大约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偏偏在他快要排到窗口的时
候横着走了过来，用胳膊肘把他往后一捣，插到了他的前面。问题不在于不排队，夹塞儿，
问题在于这个大个子在食堂卖票的窗口站了一会儿，偏偏等到张思远过来时夹了进来，这明
明是看到张思远老弱可欺，这是专门针对张思远的欺负、侮辱。“同志，你为什么不排
队？”张思远的声音颤抖了。根本不予理睬。“后面排队去！”张思远大喝一声，而且动手
去拉那个大汉。大汉纹丝不动，回过头来，轻蔑地看了张思远一眼，“少他娘的废话！”他
威胁地举起了拳头，“谁说我没排队？我就是排在你前头的！”“大家说，他排队了没
有？”张思远问，并无畏惧，他相信蛮不讲理的无赖定会受到公众的舆论制裁。然而，多么
惊人，多么气人，多么恼人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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