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解的事实是：他近些年创作的有些小说，却让相当一部分读者读来不得要领。看来确乎有一个如何适应广大读者的欣赏习惯，就是“口味”的问题。
我认为，王蒙的有些小说情节过于淡化，缺乏立体的人物形象，极少细致入微的行为描写。他惯于运用汪洋恣肆的笔法，“万花筒”式的叙述和交待，间或加一点幽默的议论，以此构成小说。这类作品可读性差，评论家称为“新品种”，很多读者却读不进去。即如《来劲》，没有情节，只不过有“寓意”，在语势上“起伏跌宕”，而这种语言中有不少句子使读者喘不过气来，该加的标点也不加，生造出一些“联体婴儿”！这种作品，难以引起读者的兴味。我们要呼吁维护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和纯洁化。
（原载《小说选刊》1987年7月号）
（四）“来劲”与“不来劲”随你
作者：吴秉杰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部作品倘若引起了分歧的认识与评价，便意味着它也取得了某种成功，具有某种价值，或有较大的艺术容量等等。未必。人们不同的兴趣和眼光可能是因为作品的题材性质、思想涵义、道德情感，也可能是出于它的艺术构造、形式特征、语言表达，差异或分歧的态度永远存在。因此，还需要补充一点，只有当围绕作品的讨论能够继续下去时，才能在某一点上间接地证明它的价值。
眼前这个作品肯定有分歧的意见，但恐怕很难进行深入的讨论。我估计在你读了这一作品后一定不会忘记它的名字和那纷扰的气氛，而其余的可能很快就模糊、淡忘了。《来劲》会使你受到机变百出的文字的冲击，却还会感到无所依傍的茫然，难以激起一定的情感体验。我们的文章便将从这儿谈起。
在探讨《来劲》时，我们首先就会注意到它处处不确定的特征：不确定的人物，不确定的病症，一次不确定的旅行及其感想，加上一次莫以名状、但多半是在思想、文化、文艺界的会议活动。正是在这种普遍的不确定之中，王蒙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自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一切未定形的感受和体验，把一切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你不能不佩服作者的才气、机智和想象，并自叹弗如。改革者、开拓型企业家、经济犯罪分子、为民请命、牛皮大王、“上面支持的”和“被点了名的”真真假假、同台表演；青年人留的长发不象披头士倒象在逃犯；“一个小女孩准备建立国际轰炸机贸易股票公司”，“不仅有现实主义有革命现代京剧而且有现代主义意象流非非派”；“觉得最好还是先修几个过得去的厕所免得随地吐痰随地便溺，随时又挤又推又撞打电话象骂娘坐公共汽车用过期票”……它似乎倾覆了一切在自然中包含着不自然的世态与形象，又暴览了各种顾此失彼或徒有其表的情势与假相。它虚虚实实，跳荡不定，而我们则如同遇到了密集扫射，前进不得，后退不利。区分一下的话会注意到，在作品众多让人眼花缭乱的表述中仍然是有着多重对立的因素的，但作者无意于展开，只烘托出一个浑然难分的总的社会相。作品中“向明”及其见闻、际遇代表了许多类似的人、类似的事、同一性质相反形象的情况或是不同性质却又共同裹在“来劲”中的情况。它看起来，允许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寻找破绽，插入发挥；但实际上，由于把一切简化到了只剩下一个笼统的外壳，又使你无法深入。你踏不稳任何一个立足点，便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寄寓情感的载体。若说艺术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对话”过程，那么王蒙似乎不重视设法与读者交流和“交谈”，他走得太快，一任自己灵感和意绪的倾泻。
综观全篇，应该说在一系列并列的可能性的推进之中，《来劲》仍是有着大体可辨的“发展”线索的。从“向明”有病无病的“晕眩”，到他有变无变的观感，最后集中到了闹闹喧喧的文坛。但在这儿，我们又遇到了一种两难的判断：若不承认作者这一安排具有小说艺术内容合乎内在逻辑的发展的意义，它分明又有着某种精神的联系；如果认可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也体现了艺术思维自身的运动，那么，明显的是它既非传统小说中合乎情感流变的必然结果，也不具备那种可称为“思想实验”的创新小说中“假设——演绎”的逻辑结构，它更多地象是一个随手拈来的例子。王蒙可说是充分地利用了这种“随意性”，而最终则又是曲折地表达他对目前某种“过热”的精神状态的不满。当他的笔一接触到了文艺界，便进一步表现出随心所欲、驾轻就熟的自如。这儿有着“热闹的喧哗”和“清凉的谈心”……“有真的探索和假装出来的神秘空灵”……有“忧心忡忡的、严严密密的、大大咧咧的、左顾右盼的、一心埋头的评论家们”，也有“狗屁不通的觉醒了自身价值的陈词滥调的最新挑战”。有无数的对于作品的极端的评价和对于作家的骇人的高论。有喷泉般连绵不绝的妙喻与出人意表、稍纵即逝的形象。其中最能代表作品特色的则是王蒙对于一些生活化的俗话、口语和当今文坛时髦语的杂糅的运用及出格的连结。他把热情与虚饰、正经与荒唐、可惊或可笑的现象都推上同一前景，可能是要提醒我们需要冷静。他作品中谐谑的夸张、怪诞的连结突出了庞杂中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实、肤浅或造作，又期望着一种更为切实、扎实与深入的探索精神。但是，结构的随意性以及作品中不停顿的即兴发挥又妨碍了我们深入的体验和作者进一步希望我们达到的艺术的领悟。阅读心理学表明，审美的深入需要始终伴随着情感的共鸣；另一方面读者的同情、支持与补充又必定要在一定的艺术构造与规定情景之下，这种情景虽然可以纯然是假设的，但仍需要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由此才能调动起读者的想象，组织起读者的感情，并指向一定的艺术目标。倘若果真可以按某些评语所说的那样把《来劲》视为一幅“社会总生态”的图画，那么，这幅图画最主要的弱点恰是过于地重视了“色彩”的渲染而轻视了“线条”的造形，而忽略线条的造形力量和概括作用便也削弱了具体地统一主观与客观、沟通“情”与“景”的媒介及可能。正因为如此，尽管作品中有着许多足以使我们解颐微笑的绝妙的嘲讽，却还是难以渗透进我们心灵，激发起我们相应稳定的感情；尽管作品似乎传递了丰富的信息，它反映现实，甚至是“干预生活”的，却仍然无法使我们进入某种规定性之中，在所有的不确定之中确定自己的立足点，并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它模模糊糊的暗示，快速叠印的镜头，怪诞变形的形象，旋生旋灭的机锋，表面看一气呵成，实质上又是支离破碎，“一意孤行”。于是，丰富便不免转化为贫乏，深刻便不免转化为空洞。《来劲》最后一连串四十几个问题，虽然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能构成一篇杂文的题目，一个专题的论述——王蒙也确有这方面的兴趣和才能，试看他八十年代初写的一些“微型小说”便能明了——其中可说充满着启发心智与洞明世情的睿智，却依然只是进一步把读者带入了混沌一片的境界，以至于只能由“xiang
miang”最后来作一个同样混沌的总结：“来劲！”
《来劲》是当今小说实验的又一产品（文体实验？）。它自然不可与作者以前的《在伊犁》系列、《新大陆人》系列相比，从小说形态上说倒可以归入他的“莫须有”系列。但即使我们充分地重视这一特殊性，它也走得太远。《莫须有的故事》和《冬天的话题》虽系荒唐的“故事”，假设的“话题”，却有真实的人生。在变形了的舞台上活动的是可以体察、省悟、有迹可循的“荒诞”——其中隐含着人的行为态度、思想感情。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他的《故事》，认为比《话题》更为成功。然而就后者而论，也能见出一种理性的结构，不同于《来劲》，作者的意念在万花筒般地闪烁之处便一无所有。有人认为，就风格而言，还可以参照作者的近作《铃的闪》，它们似乎同气连枝能帮助我们理解《来劲》。但细察一下，实际上除了语言色彩上的某种接近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意味却大相径庭。《铃的闪》中不仅有着现实生活的背景，有着现实的人的矛盾与处境，而且处处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一以贯之的温情和对于人性、人的沟通的深沉的寄托，虽然它也附着出奇的联想和杂揉的语言。而《来劲》缺乏的却恰是这样一种由情节线索与情感流向统一所获得的艺术发展及造形。最后，或许有人要说，你极力贬低《来劲》其原因只是因为你自己也没有真正看“懂”它。我压根儿也没想要维护这一点。正象诗人们不必为有自己所“看不懂”的诗而坚决地否定它为诗或反过来便担心被它否认为诗人般你死我活一样，在我看来，小说的“看懂”、“看不懂”问题（撇开文化知识程度的因素），多半也是反映了观念和感情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借小说的方式写杂文、论文、报道、游记统统是有效的，而且更为方便和“自由”；那么，“来劲”与“不来劲”随你。
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克罗齐强调艺术孕育于内心，“直觉即表现，即艺术，即美”，“语言学即美学”。恩斯特·卡西尔反驳道，艺术是一种构形活动，它着力于形式的发现和创造，并“教导人们学会观看”。据此，他甚至认为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的创作比同期浪漫主义的幻想、激|情体现出了更高的艺术构造能力。我认为卡西尔的见解无疑是前进了一步。他强调形式——“运动的秩序”，并把此作为我们内在生命的真正显现，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发。把艺术创作视为由内向外的构造性活动，那么，读者的再创造便可以认为是一种由外向内、借助既定形象体系融入自己审美经验的重建性活动。我不敢说王蒙的这一作品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构造性，但它却难以获得读者的形象的重建。《来劲》没有小说的艺术价值，这当然并不等于说我认为它没有任何的价值（诸如思想的价值、智慧的价值、甚至某种孤立的语言技巧的价值等等）。
（原载《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
铃的闪
我的写作常常被叮铃铃的电话声所打扰。一开头安装上电话我曾经欢欣若狂。我再不会
为了给一个要紧的地方打一个要紧的电话而在公用电话室急躁地等待着，搓手搓脚。一个贫
里贫气的小伙子或一个嗲里嗲气的姑娘家已经先我拿起了电话机，他们在电话里的每一句闲
话废话玩笑话车轱辘话，还有各种完全累赘的语气词惊叹词就像洗牙的钻头研磨虫子牙一样
研磨着我的神经。而当我拿起了电话机——常常一口气需要打或者回四五个电话——的时
候，我看到了我后面已经有人排队等待。我感到我接连打那么多电话实在是违反人道。何况
您拨十次九次可能是不通。或者比不通更糟，拨完了六位数字，耳朵边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好像是电话局刚刚被炸。
为打电话的事我给妻子制造了无数负担和痛苦。这半辈子我在给妻子找麻烦方面做到的
成绩远比写作散文诗方面出色。妻子上班前我递给她一张纸，她一看便惊叫起来。我也惊叫
起来——竟连这么一点忙也不帮，连这样一点义气都不讲，还不如宋江。连这样的电话都需
要我亲自去叫，岂不是榨尽我的最后一丝诗意？纸片上写着３３８８８８，４４６６６６，
７７９９９９……人类制造的从０到９的数字足够整治我们一辈子又一辈子。稿费尚未收
到，家具订货过期九个月为何没有消息，对不起我不能与这个法国人一起吃饭，广东佛山出
的香港脚药水已经买到，到站的时间星期四二十三点五十九。……安上了电话先拨１１７。
４点５２分。４点５２分。４点５２分半……４点５４分。然后１２３。……风力二三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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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级，风向偏东西南北。然后１１３，长途？不要。就差拨１１９，我们着火了！１１
０，抢匪！
赵诗人么？赵老师么？小赵么？老赵么？苦吟同志么？你猜我是谁？你怎么连我的声音
也听不出来了？你他妈的当处长了是怎么的，怎么连我也不认了？喂喂喂你哪儿？你不是拔
丝厂吗？你才是拔丝山药呢？那你是天源酱园？东来顺饭馆？西四婚姻介绍所？长城饭店？
空调公司文物店？哈罗哈罗……甚至早晨没有起来的时候，晚上已经睡下以后，中午刚一冲
盹，都有电话叮铃叮铃。你不得安生。诗离你而去。打错了电话的人比打对了电话的人态度
还蛮横，他根本不允许这个电话安在你家，他不允许你说“错了”。他不允许你不是他要找
的那个张会计李采购王科长而是一个写诗的你自己。
为了诗我用棉被把电话机围起。我捍卫着我的诗的菊花一样的高洁。被遮盖的电话那样
丑陋，好像遮盖着一个私婴的尸体。电话铃声响了，这种响声具有一种更加刺耳的锐利。它
穿透了你的先验的不友好。它历尽艰难传递给你一个不知究里的信息。它不屈服于你的先天
的折磨。它是无罪的无玷的，它不必向你的诗你的棉被屈膝。它叩击着你的良心和道义。它
激起了你的好奇。也许很重要？很紧急？很新鲜？很有趣？很有益？它的响声好像又变了。
莫非是长途或者国际长途来自——南极？不是我刚刚写了一首致南极探险家的诗么？我忽然
又感到那棉被裹着的是一个土造地雷，导火索正毒蛇般地咝咝……
许多的日子过去了。我学会了接电话，接打错了的和最无聊的电话。我学会硬着头皮拒
绝叮铃的召唤，拒绝接自己最想接的电话而在事后受到亲属友人的埋怨和自己的懊悔的折
磨。我学会了想接就接想不接就不接或者想接偏不接想不接却又接了电话。最后我还是接了
所有的电话。因为我写天鹅绒一样的诗。诗人的心是柔软的。柔软的心总是不可能一直硬挺
下去。就设想我不在好了。就算我没在好了。比如说我现在正在——西沙群岛或者楼下的啤
酒馆。我还会为这个电话机叮铃而痛苦，而心怀歉意吗？
但我明明在着呢。我偏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沿着电话铃电话线意识到又一个人的存在
和他的对话的意愿。对话的意愿应该是神圣的。电话耳机里射出来的是人的语言而不是中子
弹。这真感人，简直令人忧伤。我无法拒绝一个电话就像无法拒绝你伸过来的手。我被征服
了……我终于学会了在电话边活下去。在电话的扰搅和诱惑，在电话带来的希望和恼怒和哭
笑不得下面活下去。而且写诗。写南极，西沙群岛，啤酒馆，爱情，也还有——电话边的时
光。
又过了许多日子，我写了许多据说成功的其实多半是蹩脚的诗。人们给我换了电话机。
上面有一个小机关，把小柄柄按下来电话便不再出声，只有灯光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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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利用过这个现代化设施。我宁愿尊重和倾听电话先生的信息。现代化比棉被捂
残酷多了，我年龄已过半百，无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残酷的人。还是在我百年之后再实行现
代化反电话非电话化吧。一个外国（现代化的国家）人告诉我，他的电话备有多功用电脑。
他工作的时候由电脑“接”电话。电脑“接”起电话便放录音带说，你要找的x先生不在
家，请把你的姓名电话留下来，x先生将会给你回电话。对方自报家门，电脑自动录下音。
善哉电脑！这就使x先生取得了主动，只和那些经过选择、确认宜于对话的人通话。到了读
书读累写文章写累谈话谈得喘不过气与思考问题思考得后脑发麻的时候x绅士便放电话录
音，然后择其应回电话者回之有趣者而回之，择其不必回不想回回之无味者而不回之。这不
也是人权吗？谁知晓，偏偏对方也是靠电脑来掌握电话的，当x先生给亲爱的（例如）y女
士回电话时，他听到的也是录音：请把你的电话留下来……于是不再有人与人的激动人心的
对话……只有电脑与电脑的平静的千篇一律的“交谈”……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活了５０多年，吃了那么多饭，那么多药，穿破了那么多双袜子，
原来就是为了这一天。我成为真正的诗人了。我和诗一样地饱满四溢。我豁出去了，您。我
写新的诗篇，我写当代，我写矿工和宇航员，黄帝大战蚩尤，自学成才考了状元，合资经营
太极拳，白天鹅宫殿打败古巴女排，水鱼专业户获得皇家学位之后感到疏离。我写波音７６
７提升为副部级领导，八卦公司代办自费留学护照，由于限制纺织品进口人们改服花粉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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