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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的校园很冷清，地上零星的枯树叶被风吹得跑跑停停，发出吃吃啦啦的声响，像几只淘气的小动物。
在小花园的角落里，方心宁一眼看到了一棵无花果树。大概是因为自生自长，一副很落寞的样子。他靠近它，抚摸了下它鸭蹼似的叶，如同与一位老友握手。
顺着显眼处粉笔书写的指示牌，他来到实验大楼一楼的一个大厅里。里面已经有百十号人，个个表情严肃，静静地候着，也有的在那里忽喇忽喇翻书。
他突然感觉有人在注视他，顺着投过来的目光看过去，哦，就是刚才路上遇到的那两个打着阳伞的女人。
他向她们微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看他望过来，她们二人也对视了一下，笑了，羞涩涩地。
这次面试，对于前来应聘的老师们说，是很重要的一关，也是最后一关。大家都在仔细听着，叫到自己的号时，便走进一间教室；而从里面出来的，连话也懒得说一句，面无表情地径直离去。这给现场的候考者增添了紧张情绪。
方心宁抽到的是语文组第16号。他在心里默念着：“要顺，要顺……”他极力地要让自己静下心来，可这一招一点儿也不管用。他便自言自语地口述眼前所见：大家都在积极准备，工作人员都一脸严肃，楼里楼外干干净净，窗外就是绿化得很漂亮的校园……
他嘟囔出了声，引得近旁几位老师怪怪地看着他。
嘴里这样说着，目的是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他的心思还是不自觉地回到了从前。
四年前，方心宁从省城师范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家乡辛县的黑山镇初级中学任教。当时因为与季梅婷的关系正处在最冷淡的时候，特别不想去辛成市工作，再考虑到年迈的母亲一个人在家，自己时不时还要回家照顾，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他是他们班里唯一一个选择了乡镇中学的学生。
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时从远处看黑山镇中，院墙上刷的一行大字特别醒目：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教学楼上也悬挂着八个血红的大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能在如此受社会重视的学校里工作，不正是自己无悔的选择么？
老校长见了他后兴奋异常，怎么形容呢？反正他说话的时候，话语里有一种老太太买菜时多抽了人家一棵芫荽的那种沾沾自喜，那表情呢，活像一个孩子磕伤了膝盖刚欲张嘴大哭却意发现一枚渴求已久的硬币，瞬间就能变出笑脸。
带着热血沸腾的劲头，他恨不得马上扎进教室，使出自己浑身的本事，给同学们好好上几节。他也确实用自己的认真与努力赢得了同学们的心。
不久后，方心宁就了解到，在这所拥有近百名教职工的学校里，他是那四五年间分配来的仅有的三名大学生之一。直到最近一两年，县城里实在不好安排了，分配到这里来的大学生才多起来。位置偏僻，硬件设施也差，事先了解学校底细的人一般是不愿到这里来的。
这所学校，除了集资建的一座崭新的教学楼和一圈还算完整的围墙之外，再也没有象样点儿的建筑了。尚未整平的操场到处乱石横卧，一副锈迹斑斑的篮球架从老校里搬来后就从没立起，干尸一样斜躺在校园的角落里。
据说他来的时候学校就已从老校区搬来两年多，一直就这样；及至现在他想要离开它的时候，也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这四年中，最让他想不到的是扣工资的事情时常发生。修路，扣你五十，订报，扣你一百，过节发桶花生油，也要在下个月按市场价从工资里抵扣。即便这样，教师们工资也总不能按时发放。学校不断推出这样那样的校规校纪，生搬硬套外地经验，大搞所谓的教职工全员聘任制、岗位目标责任制和等级工资制等等改革，结果画虎反类犬。领导与老师原应齐心协力搞教学，生硬的改革却让他们成了对立斗争的两派。学校一味看重学生的考试成绩，导致老师们每天都布置大量的作业，让学生们天天疲于应付，而方心宁尝试的“小组合作教学法”，不仅没有得到学校的支持，还被扣以“不务正业”的帽子。
让方心宁真正受刺激的，或许该说是那次噩梦般的见闻。
那是四月份的一天，他所带的班里有几个学生不去上体育课，偷偷跑教学楼一个角落里下起了象棋。方心宁知道后，就找他们几个谈心。
“操场不平整，跑步把脚崴了。”一个学生的话明显是应景的。他看着方心宁，试探着这样说。其他人纷纷这样附和。
组团崴脚？好吧，方心宁拉出架势，要查看他们的伤情。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直奔他们而，吱得一声停到他们身边。
车上跳下来几个人，问道：“谁是赵亮。”
方心宁就指了指正在上体育课的一位青年教师。
这个赵亮是才参加工作一年多的大学生，学政法的，长得高高大大，在大学里担任过篮球队队长，校领导根据学校里的师资情况，让他临时带体育课。
几个人围过去，问道：“你就是赵亮？”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其中一个身穿警服却没佩戴警用标志的小伙冲上去，一脚把赵亮就踹倒在地，然后几个人蜂拥而上，铐起他来。赵亮没有任何防备，被铐起来时还一个劲地问为什么。
方心宁下意识地过去想护住他，不让对方带走他。那个莽撞的小伙子双目圆睁，用生硬的口气说：“你要妨碍公务？”不容分说，把方心宁推到一边，紧紧扯着赵亮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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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正在上课的老师，一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就这样被连推带搡地带走了。警车傲气地尖叫着，绝尘而去。那声音，就如一根根毒针，深深刺痛了方心宁的心——好像就是自己这么轻轻一指，才让赵亮遭此横祸。
第二天，老师们都听说了事情的原委：赵亮被人告了状，罪名是“**幼女”。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整个黑山镇顿时像炸了锅一样，传言如四溅的碎片与尘埃般迸发弥漫。其时，邻县刚刚传出某小学副校长猥亵数名女生并每人给20元“封口费”的丑闻，赵亮的事再一传，就如火上浇油：“镇中女生被老师糟蹋了。”“现在的老师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
从那一天起，方心宁就觉得抬不起头来，跟自己干了那种事一样。想到自己的处境，从来都是安于现状的他，竟然开始后悔了：难道这里就是自己要大干一场的地方？当读到远在辛成日报社工作的女朋友季梅婷的一封封来信时，他的情绪更会一落千丈，连自己也觉得，与她的距离已远不是辛县到辛成这一百多公里了。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用自己的能力，主动去改变现状。
为此，他很在乎这次应聘的机会。
“16号。”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从教室里伸出头来喊。一缕头发一下耷下来，遮住了眼镜。这位老师真像是哪部电影里见到过的土匪特务。
方心宁深呼一口气，应声跟了进去。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是要抽篇课文来说课，准备的时间只有20分钟，而他带来的那大包材料却被人家工作人员收走了。
方心宁抽了题目，但脑子里嗡嗡一片。20分钟的时间转瞬即过，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赶赴战场的英雄，悲壮情绪油然而生，什么黑山镇中，什么季梅婷，统统搁到脑后了。
说完课，一位面试官突然发话：“请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心目中的语文。”方心宁说：“生活处处是语文，最高境界是不教。”面试官问：“那你能简单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吗？”方心宁说：“我崇尚大语文教育，叶圣陶先生也说，‘教是为了不教’，老师最有意义的工作是把学生领进门，激发学生主动到里面去品味，去发现，去创造……”
“好，你可以出去了。”面试官打断了他的话。
临场的准备，对于他来讲，几乎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最终还是靠平时那点积累。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说课亦然——在别人看来，这堂课也许还有点儿可圈可点的地方，到了自己这里，也只会是不满意的地方更多；而今天，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他所感到的，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他想到了黄花生的话，真是句句在理。几年来的辛勤工作，就算是为今天在做准备吧——时时刻刻的辛苦，都是在为下一分钟做准备。
毕竟太在乎这次面试了，他忽然觉出手心里热热的，湿湿的。
两个女人还盯着他看，那眼神，让人读不懂！
正文 3
坐在从县城开往黑山镇的公共汽车上，车窗外的一切像是电影里的快镜头，在眼前浮现。记忆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他想到了父亲方保国。
父亲方保国曾是一位民办教师，在他们家所在的黑山镇远山村小学任教。那时候，民办老师家里都有责任田，方保国除了上课，还要抽时间去种自家的责任田。上班时间，方保国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放学之后，他还要去帮着妻子干农活。
方心宁还有个姐姐，大他10岁，叫方心灵。自从家里添了这两个孩子以后，方母被拴在家务上的时间长了，地里的农活只好由让父亲一个人干。白天挤不出时间，父亲就在晚上下地。浇水，割麦子，很多活儿都是方保国乘着月色一个人在那里忙。正是这个原因，方心宁走夜路时见到月夜趁凉收麦子的人，总会停下来，在一旁听一听那“喳——”“喳——”的割麦声，似乎这样就会看到父亲直起腰来，用胳膊捋一把脸，向他笑。这“喳——”“喳——”声，正是父亲亦师亦农的生活节奏，以至于方心宁的回忆里总少不了这种声音。而每当这种声音在耳畔响起，方心宁就会觉得父亲的目光就在身后，正看着自己向前走。
方心宁很小的时候，父亲偶尔带他去学校。那是村子里最宽敞的一个院子，成排的平房，高耸的白杨，葱绿的冬青，青砖砌出花边的花圃，还有木桩上钉块板做成的简易篮球架。学前的方心宁最乐意在这里跑跑跳跳，享受一个小学生才有的快乐。有时候，到办公室里，捡几颗粉笔头，随心所欲地画个什么图形，接受方保国的两个同事——小梁老师和老黄老师——的夸奖。在幼小的方心宁心里，那是世上最惬意的事了。
往事的细节多已淡忘，但有一回，黄老师指着小方心宁说过：“孺子可教，是有志之士。”语出突兀，小梁老师和父亲不解地看着他。他指了指方心宁的脖子后面，惹得大家都大笑起来，原来，彼“志”乃“痣”。后来，方保国还真就常拿这个痦子常常给儿子砺志。现在想起来，父亲那些教育他的话，仍然如在耳边。
方心宁有时趴在窗外听父亲讲课。父亲用他那带有浓重乡音的辛县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讲着，声音洪亮，能让每一个学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喜欢他的博识，喜欢他的和蔼，特别是他在课堂上那保持始终的微笑。
在这所只有三个老师的学校里，学生并不多。师生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早已融入了更多的亲情。每当雨雪天里，父亲总要想办法把学生们全都送回家之后，自己才离校。有时带去的午饭匀给了学生，他只好饿着肚子捱到傍晚。
一次，天又下了大雨，父亲正在上课，发现漏雨的房顶哗啦啦地落东西。父亲忙指挥大家赶紧往外跑。房顶忽地坍下一大片，一根房梁重重地击中了他的背。门距他站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轻轻一迈即可出去，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屋子里还有学生，他得指挥他们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好在父亲福大命大，在家躺了几天，总算躲过一劫。上级听说了房顶坍塌的事情后，要奖励那位勇于救人的好老师。就在同一天，学校里年龄最大的黄老师在校门口泥水里不小心滑了一跤，把腿摔得骨折了，正为医药费发愁。身为教学点负责人的父亲就把黄老师的名字报了上去。再后来，上级不仅为此给黄老师痛痛快快地报销了医药费，作为奖励，还特地优先把他转成公办教师，没过多久，又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这都是后话。
这个秘密，只有远山村小的三个老师知道，他们不说，外界永远无人知晓。
上级又给学校盖了几间新房子。这把父亲给乐坏了，在学校里乐不够，到了家还“呵呵呵呵”地笑个没完。母亲不高兴了，数落他：“把功劳让给别人咱不说，房子塌时你不会先跑出来吗？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让我们娘儿们怎么活？”父亲很干脆地说：“我是老师嘛。”
还有一次，几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调皮，敲着他们家的后墙一遍又一遍起劲地唱：“老师老师老老师，逮住老师炒炒吃。”当时姐姐听了非常生气，捡起一块石头追了出去，方心宁跟她后面。父亲刚好在家，喊住他们两个，说：“闹着玩的，当真就没意思了。”他出去，笑着对孩子们说：“谁编的？还怪押韵哩。”听了这话，一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蜂散了。
父亲当然最疼自己。每次放了学回家，不进大门就喊：“宁宁，宁宁。”这时，父亲必定给方心宁带回来好吃好玩的东西了，或者一个甜果，一个糖人，也或者一只蝈蝈，一条小鱼。这些东西，有的是人家给的，有的是自己买的或亲手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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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在镇里一直是一个典型人物，经常出去开会。回来，他就把镇里县里的新鲜事讲给儿子听，拿出开会发的皮包和各种本本，指着上面的字，细说开的什么会，得的什么奖。他不止一次说：“宁宁，等我转正了，一定带你去县城逛逛。”
父亲一连串的美好设想，为方心宁的童年增添了不少生趣。
方母有时埋怨丈夫，学校里开不了几个钱，地里的庄稼也常常给耽误了。这时，父亲就一声不吭，只默默地听着。其实方母只是心疼他忙里忙外，怕他受不了那份罪。被说急了，父亲就只一句话：“我是老师嘛。”言外之意是说，我别无选择。方母也就没法再与他吵，叹口气走开。
有一回，父亲见妻子不再跟他计较，就带着胜利的笑意，对方心宁说：“每个人都是一朵花，你也是，对不，儿子？”
幼小的方心宁就问爸爸：“爸爸，你呢，是朵什么花？”
父亲想了想，说道：“从来都是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我呢，就算是无花果吧。”
父亲说了很多，但自己记着的只有这些，尤其是他说这些话时的神态，方心宁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些话，让他深深地铭刻在心，让他明白父亲为什么整天那么有干劲，让他在一种无奈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
其实，父亲曾有三次机会可以不干这个民办教师。一次是附近的煤矿让他去做文书，他本来报了名并且已经去了，可思前想后，总觉得舍不得这伙孩子，在矿上待了不到两天，就又跑了回来；一次是村里的老会计年龄大了，村里要他去当会计，可他总不能按村里几个领导的意思办事，跟人家闹了矛盾，索性又回到学校；第三次是镇里某办公室要找一个文化人去写材料，村里推荐了他，可他说什么也不去了，赖在了学校里。
方心宁终于上了小学，每天跟父亲一同去学校。
然而，有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父亲突然晕倒。方心宁吓的大哭，引来了大人才把他送去医院。可是，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医生说，他得的是肝里的病，跟焦裕禄当年得的一样，这种病到了那种地步，很疼很疼。
老黄牛一样能干而又能忍耐的人走了。很少有人去想，看上去身体健壮、吃苦耐劳的老黄牛，倒下去的时候会是轰然坠地，那么突然，甚至不留丝毫挽救的余地。
母亲带着孩子呼天抢地地把父亲的尸骨从镇卫生院迎了回来。出殡那天，他的学生能来的都来了，有小学生，也有青壮年，陪着他们，安慰他们，跟他们一起落泪。
亲眼看着父亲倒下去，自己说不清心里有多难过：以后，谁还会“宁宁”“宁宁”地喊着，给自己带来那些稀罕的玩意？谁还会答应带自己去县城？
在方心宁的眼中，那时的父亲，简直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台机器，一台不用保养又不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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