簸，陶静的长发一甩一甩，发梢不时轻轻地似有若无地摩挲着我的脸庞，她嘴一瞥，说：“你还别说，康明山这家伙真是对小日本成见深深，那个苦竹加工厂最先是一个日本人来洽谈的，康明山没给，给了一个台湾人。尽管这个日本人提出的条件比台湾人还优惠些，康明山还是力排众议把项目给了台湾人。”
我说：“这也不一定是ai国精神的现，谁知道那个台湾人s下给了我们康书记什么好处？”
我知道康明山不是个ai贪小便宜的人，我才敢这么说。
康明山回过头，对我说：“县长大人，天理良心，我康明山没有收过台湾佬一分钱。”
陶静就笑一声，说：“县长大人，他们乡里有人就怀疑里面有猫腻，说是康书记得了台湾老板的大红包。还给县纪委写了告状信。”
“补充一句，”康明山又回过头来，“陶静这个‘力排众议’用词不当，力排可以这么说，众议就不妥当，因为赞成台湾佬的人还是多数，后来在党委会上进行表决，七个委员，一票弃权，一票反对，五个赞成。要不然还通不过。”
这样的事也要通过党委会投票决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我想，反对的人不多，但也是不可小觑的力量。一问，这反对者果然不是别人，是与康明山平起平坐的乡长。
在咱们中国，地方党政一把手之间的平衡，是政治正常运转的核心问题之一，两人的“和”与“不和”，直接影响当地政坛生态。
在县乡这个层级，党委书记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因为一个县事务不多，党政事务也难分清；基层g部人数有限，常常是这样，党委书记说话是“规矩”，乡长说话只算“意见”。
乡长与党委书记意见偶尔不合，那是正常现象，最后，党委书记的意见往往是最后的意见。像这样把争议提上党委会桌面，通过投票来决定谁对谁错，这样的矛盾就不是一般的矛盾了。党政一把手分歧如此，后面的工作怎么做？我真是替康明山担忧。上面跟县委书记不是太入港，这里又跟乡长摩擦不断。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争取早点把康明山调进县城。
富竹乡真是“山”，那山崎岖陡峭，却也林木葱荣，最惹眼的就是那成p成p一蓬一蓬的苦竹子，山风一吹，摇首摆尾，像是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窄窄的沙土道路，车子驶过，尘土飞扬，我直担心，万一有车相向，这窄窄的路怎么避让？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一直到乡政府，也没有遇到另一部车。
富竹乡政府所在地是一所破旧的平房，原来是一所小学校，八十年代末一位当地的华侨捐资建了新校舍，这老校舍装修一下就做了乡政府。
所以当地老俵就说，富竹乡最新的房子是小学，最烂的房子是乡政府。还有另一种说法，乡政府搬进老学校，就是为了空出屋子给台商办苦竹加工厂，就是乡政府的领导抱台湾老板的粗腿。说到这个问题，康明山一脸无奈，抱屈地对我说，我把房子租给台湾佬，一个月租金三千元，一年下来也有十多万，这些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十j万元对一个偏远乡镇意味着什么？你也知道，县里的财政并不是那么富裕，一个月给我们乡的经费就那么一点，入不敷出，不想办法增加一点收入，工资都不能及时发放，那些资金缺口又怎么办？
我说，你不会把学校租给他，为什么要讲风格，自己住烂房子？
康明山苦笑一声：“烂房子租金有那么高吗，再说，人家看上老乡政府一个大院落，地方比学校宽敞得多，适应建简易厂房。”
路上就说好，不开会，不公开我的县长身份，权当一次朋友拜会。陶静说，应该叫“微fs访”。
乡长姓谭，个子不高，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就搞不懂，这样一个貌似文弱书生，哪有底气和党委一把手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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