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的赔偿可以要啊。但是第二部分的赔偿是额外的，附加的。放弃它，从经济上讲，你们企业不吃亏，国家也不吃亏，保住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又彰显了我们宽厚的君子之心，维护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样，经济账和政治账就都算全了。不好吗？
郑斌同志，你刚才说还要去外经贸部查这家企业在国内的生意，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那家企业在80年代初就进入我国，那时国内很少有这样的大公司进来。他们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务院领导还接见过他们的董事长。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
你这样楸住一个错误就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态度，很是要不得。“
尹主任习惯于用大帽子压人，可是郑斌不吃这一套：“尹主任，政治经济学上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没有了，政治在哪里？
六十年代，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援助安南国200个亿，当时也是高喊友好，‘同志加兄弟’，结果怎么样？不是反过来跟我们打了一仗吗？
还有我们为北高丽国打仗，苏联给的战争物质没有一样是不要钱的，老大哥的经济帐算的分明得很。
可是安南国和北高丽国还过我们一分钱吗？我们不跟他们算经济帐，可是政治上他们跟我们又怎么样呢？这个政治账怎么算？
怎么算都算不过来！“
尹主任一直养尊处优，又在省外办这种高高在上的部门，根本不知道稼穑人生的艰难，除了会照本宣科外，再有就是会摆谱，谁知竟会被这样的一个毛头小伙子顶撞，不由气急：“郑斌，国家大事是你随便议论的吗？“
看到尹主任脸色阵红阵白，被郑斌顶得下不了台，陈正只好出来打圆场：“郑斌，怎么跟领导说话的，站到一边去。“
郑斌老老实实地起身，离开会议桌，站到会议室的一个角落处。
会场里其他几个人心里暗笑，听郑斌说话，似乎桀骜不驯；但看他老老实实站在墙角处，又觉得他其实在骨子里还是一个守规矩的人。
看来还是陈正懂他。
陈正接着说：“尹主任，这次向外商提起索赔，我们矿党委专门开会研究过，定了一个原则：不纠缠是非，只拿回损失。意思就是我们并不是非要外商认错，非要他们承认那个装置是他们安置的，我们只要经济上的赔偿到位就行了。就是说外商可以不认错，但要认赔。
我们这样做就是有政治上的考虑。不要他们认错是给他们留面子，不把关系搞得太僵，不至于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考虑到政治，我们这样做是模糊处理，但这个事情的性质一定要搞清楚。
这件事不是我们两家企业的经济纠纷，而是这家外商企业触犯了我国的法律。经济纠纷属于企业层面的事，而法律则是属于国家层面的事。
律就是讲政治。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处理，绝不能模糊了这个事件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起惩罚性赔偿的原因。
另外，郑斌刚才的话有些年轻人的冲劲，但道理还是那个道理。我也希望外交部门找到那个外交官，请他说清楚，那家企业在我们这里到底受到了哪些不公正的待遇。
我们不想背这个名声。“
尹主任气急败坏：“我今天是来跟你们传达外交部的指示，执行还是抗拒，你们自己把握。我把话已经说明白了，外交无小事，希望你们不要犯政治错误。”
说完，摆起夫人的谱，连声“告辞”也不说，也不招呼同行的领导张秘书长，只顾一个人拎起坤包，踩着高跟鞋，蹬蹬蹬地走了。
张秘书长微微摇头，无奈地跟冯厅长、陈正等人握后，随之而去。
其实，尹主任也不是摆谱，用一个词准确地形容她当时的状态，就是：落荒而逃。
何也？
郑斌说话虽然顶撞，但他不会运用官场语言，没有直击要害。陈正老官场，身居要职，自然黯熟官场的话语规则。所以他强调事件的性质，明确说外商是违反了国家法律，而律就是讲政治。
如此，尹主任无话可驳。她知道自己理亏词穷，再呆下去更加没面子，只好做出气急败坏状，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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