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之罪。那些或死抱着“重农抑商”陈腐观念不放的清流，或得了徽商集团好处的江南籍官员纷纷上疏，j章弹劾力主其事的严嵩及其同党，一时间朝野上下又闹得不可开j。
经过了这么一年多的挫折和动荡，朱厚熜已经不指望那些饱受圣人教诲，满脑“士农工商，自有分野”封建等级观念的官僚士大夫能理解自己大力发展商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良苦用心，对这些弹章奏本一概留不发——大战初定，江南又起了叛乱，目前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朝局，团结和调动一切力量，戮力同心，共赴国难，反正晋商的银已经入了国库，鞑靼求贡开互市还有一段时日才能施行，没必要急着挑起争端。
受到攻讦的严党，以及被贺兰石收买的官员见皇上对此事并未做出明确表态，以为圣意尚在犹豫之，心深感不安，决定予以反击，为对皇上心思早已了然于心的严嵩一言所阻：“我等x怀社稷，兼济苍生，公忠谋国之善早已简在帝心，如今只需坚定心志，秉持上意去做，彼辈区区口舌之利，其奈我何！”
果然，又过了两天，朱厚熜便颁下口谕，着内阁即刻拟旨，对晋商贺兰石诸人上国难，为君分忧的义举予以旌表，并明发邸报刊行天下，朝野关于晋商包销国债一事的争论遂渐渐平息。
见此举不能奏效，徽商集团又改弦更辙，通过与江南各大商帮多有来往的荣王阿宝，密奏皇上，声言徽商集团也愿为国分忧，输财五十万两以示共赴国难之决心，恳请朝廷增发国债五百万两，由徽商承销。作为j换条件，恳请朝廷也许开海禁，准许民间商人参与海市。
嘉靖二十二年年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朱厚熜下旨准许重新开展朝贡贸易，并复设了苏、杭、泉州与宁波等处的市舶司，但东南沿海的倭患日甚一日，海路不靖，西洋诸番国小势微，有心朝贡，无力成行；虽朝廷责令兵部并东南沿海诸省加紧整饬军备，加强海防，肃清海路又非是一日可以奏效，因此，朝贡贸易未得到很大的发展，市舶税也没有收到多少。这样的结果令一心要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来带动国内商品经济发展，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朱厚熜很是沮丧，也无法以事实说f那些因循守旧的封建官员和士大夫同意废弛海禁，后来又因新政引发了接二连三的反对，导致外敌入寇，内乱不休，这个想法也就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徽商集团的提议可谓是正他的下怀，当即下诏恩准。
先是晋商集团，再是徽商集团，为了确保朝廷能同意自己的条件，早已暗收买了京城勋贵重臣、貂铛贵宦和大部分官员，并许诺利益均沾，以换得官绅阶层的支持。因此，如此重大的、严重背离了明太祖朱元璋“寸帆p板不得下海”祖训的决策竟然没有在朝堂之上引起太多的非议。
这也在朱厚熜的意料之——半月之前的粮食大战之后，他责令东厂和锦衣卫加强了对京城豪富巨贾的监控，自然很清楚其的猫腻。但事急从权，如今国难当头，可顾不上反，就对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网开一面，反而以“目下国事蜩螗，已不堪问，且不可妄开意气之争。”为由，下旨斥责了j个仍死抱着祖宗成法不放，上疏坚决反对朝廷废弛海禁的清流官员，赢得了朝野上下一p“吾皇圣明”的颂扬。
有严嵩说动吕芳授予贺兰石官职的先例，得了徽商集团重金贿赂的荣王阿宝也厚着脸p向“皇帝哥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朱厚熜受不了这个活宝堂弟的纠缠，只好答应了，但也提出了更苛刻的“考验”的条件：一是三月之内，自江南弄来三十万石粮食；二是广泛搜集江南叛军的情报；三是相机收买附逆叛乱的各边镇军将，要他们归顺朝廷，并暗许诺，对他们附逆之罪既往不咎。
徽州商人跟山西老抠一样，一向俭省得紧，只在两件事情上异常的大方，一是乌纱帽，二是红绣鞋，为了结j官府和追逐美se，往往不惜一掷千金。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改变自己政治地位的机会，徽商集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皇上的“考验”，不少商人更是迫不及待，j了购买国库券的银之后就收拾行囊，动身赶赴江南，要凭借他们在江南诸省深厚的根基和在江南官场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完成朝廷j付的三大光荣使命，以期在战后的论功行赏，为自己挣得以前数代先祖穷其毕生所有也不曾换来的官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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