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们的办公室来。≈ap;quot;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在熊熊燃烧着。我有48小时没合眼了，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院子里，在露天，在石子路上！都已经睡着了。
晚上9点，龙先生悄悄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10点撤退。后来我听说，其实，唐将军在晚上8点就脱离了自己的部队，已经乘船到浦口去了。龙先生告诉我，他和周先生是奉命留下来照顾伤员的。他诚恳地请求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就是用于此目的的。我高兴地接受了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12月13日
大清早，空袭再次把我惊醒时，我感到非常失望。炸弹又一次像冰雹般地落了下来。昨天晚上，日军只攻占了几座城门，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成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是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就一直计划着要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雷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知道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逃走了，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于是我们迅速找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都是抛弃的武器装备。一堆不成形的东西摆放在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会有因为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躺满了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要过两天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才能到达。因为日军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的，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军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放下武器，但当看到不远处日军已经逼近时，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的另外两名委员会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要求他们把武器放下。这个时候有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就是不知从哪儿射来的。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是一名拿着一枝卡宾枪的中国军官骑在马上在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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