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华校长不好当（22）
1926年1月5日，在校办公如恒。上午拟召集研究院教务会议，而诸教授未到齐，遂止。宓以赵君元任，已以日前之言告张仲述，乃于下午访张仲述，谈研究院事。宓虽赞成研究院以高深专门研究为目的，而主兼办普通国学，至专门科国学系成立之日为止。张君则主绝不容纳普通国学。二人议不合。下午4—6，校务会议开会，议研究院各提案，而张仲述一力推翻。其结果，通过。此后研究院只作高深专门研究，教授概不增聘，普通国学亦不兼授。于是宓所提出之计划尽遭摈弃。而研究院之设，仅成二三教授潜修供养之地矣。张君之意，是否欲将研究院取归己之掌握，将宓排去，固不敢言，而其一力扶助赵、李二君，不顾大局，不按正道，则殊难为之解也。1月6日，晨作函，上校长。作成而未发，原函稿如下。（p121）
校长钧鉴。窃宓志在研究著述，不乐行政事务，早在洞鉴之中。一年以来，承命办理研究院事。以至诚之心，将就各方，屈己求全，幸无陨越。惟自念学业日荒，著述中辍，殊觉无以对己，亟应改辙，还我初衷。况研究院宗旨无定，计划难行。主任一职，不过侍应教授，编写文牍，虽非傀儡，俨同机械，纵日夕费时费力，不敢畏劳，而所能裨益学校者，固极微细也。按照现时改定计划，研究院事务极简，主任一职，下年尽可不设。即必需主任，亦可以研究院教授一人（赵元任君最宜）兼任。无论校中拟如何办法，下学年请准宓卸去研究院主任职务改任教授。如能在研究院自行研究兼授英文文学课程，俾得一方为学校尽其所长，一方裨益自己，实为私幸。即万一学校无相当之功课，则愿请假一年，暂时另谋枝栖，亦所甘心。但决不续任研究院主任职事。今距暑假尚远，所以即行渎陈者，望钧座早日遴选继任之人。在此半年中，宓自当忠于所职，遵承校务会议及教授会议之决议，从事计划执行，决不参加己意。如继任之人早已觅得，则关于下年计划及应筹备各事，并可由宓时时与其人接洽也。专此，即请日安。
此函词意均不妥。未及发，而校长召，即往。校长以昨日校务会议所通过者，恐有不妥。嘱与本院各教授商议，或请校务会议另议此案，兼办国学教师训练之事，亦无不可。多所更张，恐致外界之讥评也。下午，张仲述来，意在疏解昨日会中言词之激切，然主张仍不异昨也。（p122）晚，访王文显。彼谓校中经费拮据，已成不了之局。曹若去职，继任者改革之第一步，必裁撤研究院。研究院既将被裁撤，更何必苦心筹划，与人相争。为宓计，宜勿与张仲述、赵元任二人失和，使其无疑忌我之心。而后徐向曹要求教授位置之保障，则风波至时，宓一身有着落，不致虚悬落空也。云云。宓按王君实爱宓者之言，令宓爽然自失矣。次访梁任公。梁先生颇赞成普通国学之议，决于明日会中讨论。又访钱、叶（钱端升、叶企孙）二君谈。1月7日上午10—12开研究院教授会议。赵、李力赞校务会议之决案。王默不发言。独梁侃侃而谈，寡不敌众。宓亦无多主张。其结果，即拟遵照校务会议之办法，并将旧有之中国文学指导范围删去，专作高深窄小之研究。难哉！1月8日，仍校阅译稿。夕访孟宪承，谈。决撰意见书，以宓之所主张，提出校务会议。不行。即辞职。庶几光明磊落，否则人将不解，以宓为毫无宗旨办法者。且伈伈俔俔，寄人篱下，欲全身读书而不得。故决采取积极之态度，无所恇怯，无（p123）所谦逊，以与张、赵（张彭春、赵元任）辈周旋矣。晚，访梁任公，极赞成国学研究院之议。且谓如校务会议所定办法，下年彼将脱离研究院云云。1月11日，晨访庄泽宣，以《意见书》稿示之。彼主张删去中间数节。张歆海来谈。11时，谒校长，略陈《意见书》中之意。请其于下星期二召集校务会议，加开临时会，俾以宓之意见提出讨论。校长允之。（p124）1月12日上午，删改所撰《意见书》。与王国维先生谈，彼亦主张专题研究。研究院内外如此，事不可为矣。下午3—6校务会议议决他事。宓声明已请校长召集临时会议，陈述一己之意见。6时半，赴普通科教务会宴集。毕，又在该教务会旁听，直至10时后，始散。在会中，与陆懋德谈。陆君极主张专门科另辟国学系，研究院不得兼摄，且诋梁任公。盖陆欲任研究院教员，宓未即允诺，故转而为此主张也。（p125）1月14日，下午3—4，谒校长。谓宓之理想，研究院宜办普通国学，但目前实际办法，或即维持研究院之提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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