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审判（4）
石律师从案头拿起卷宗，翻开读道：“自从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我知道我上当受骗了，做了对不起何天亮的事，没有颜面再跟他维持夫妻关系，就提出离婚，我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也许他会更加恨我，可是我没有选择，我只能那样。一个女人出了那种事情，在原单位只能成为别人轻蔑的对象，成为别人饭后茶余的吐沫星子，我只好自动离职，远远避开那些轻蔑的眼光和比刀子还要锋利的闲话。同时，我也是为了远远避开那个恶棍白国光。我恨他，可是我对他却没有办法，他是男人，是领导，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我无法跟他对抗，更无法报仇雪恨，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远远避开他，让他找不到我，无法继续纠缠我。
“离开了单位，我就没有了收入，我还有女儿，我的父亲又患了肝癌，妹妹年幼还正在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来源，我只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挣钱。我白天给人家当保姆，晚上到歌厅舞厅陪舞，经常一天苦干十六个小时。然而，我再卖力气挣来的钱也弥补不了家里的开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也患了贫血，我只好去卖自己的血换来钱买了补血药给孩子吃。这样拼了一年多，我的父亲终于去世了，我心里明白，他的病是我给气出来的。他生前很喜欢何天亮，我们出了那件事情以后，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缘由，但是我知道他对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他从来不提这件事，闷在心里，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他老爷抱着他流眼泪。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每月积蓄一点点钱，哪怕家里再困难，哪怕每月只能存一块钱，我也要不间断地积蓄，我知道，何天亮出来以后还要过日子，还要做事情，他不能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生疏的世界。再后来，我晚上在歌舞厅陪客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家里，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回家的时候也经常感到邻居们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我不能不挣钱，却又不能不顾家里的名声，我只好告别给我留下痛苦记忆的故乡，到外地谋生挣钱。我去过深圳，在那里给人家擦过皮鞋，当过小工，我也去过海口，在一个拱桥上推车，每推一趟能挣五毛钱，我一天最多能推十趟。在厦门我给一家公司当过公关，为了躲避老板的纠缠，干了一个月一分钱没挣到就辞职了。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干了些什么，反正什么能挣钱我就干什么，只有一样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靠出卖换钱，因为，虽然我已经跟何天亮离婚了，可是我终究还是他女儿的母亲，我不能再给他身上增加羞辱。一个女人，想靠打工正正经经地挣到一笔钱，在当今的社会上几乎是奢望。我在外地流浪、打工、打工、流浪，就这样苦熬着，我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等到何天亮出狱，能等到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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