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尽管他们也是封建统治者，但和明朝的皇帝相比，特别是从整个历史来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施政，在团结我们多民族的伟大古国和抵御外来侵略上，是有其不可低估的功绩的。历史学家一向称这三朝为≈quot;盛世≈quot;，至少说明了历史的一面。但是，到乾隆时期，那也确实有了≈quot;强弩之末≈quot;的征兆。盛世之中，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孕育着时代的推迁变化。我不是清代史专门家，很难作出高度概括的科学论析，还只能用谫陋的办法试行解说，比如，你读包世臣（他以书法理论家著称）的《艺舟双楫》，读到一篇《再与杨秀子书》，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
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鬱，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蹈非辜〔老百姓一迈步就会陷入本来并无过错的犯≈quot;罪≈quot;之灾〕，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白金〔坏人纷纷干可犯死罪的坏事，却能发财享福〕：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
包世臣实生乾隆四十年（1775），不过是曹雪芹卒后十一二年，你看，这就是那时候的文人（当然他的立场观点是从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记下来的亲切感受，他似乎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污蔑他自身所处的那个盛世，（至少有一部分）应属可信。那么再拿曹雪芹写在《红楼梦》开篇的那段话≈quot;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quot;来对照看，又何其不无相似之点。
在这个盛世之中，有头脑的人，或者说≈quot;有识之士≈quot;当时就感到≈quot;殆将有变≈quot;。这种变，大约在包世臣说来不过还是只指那些揭竿而起的≈quot;暴乱≈quot;而言；然而≈quot;民气≈quot;既≈quot;鬱≈quot;，必然会包括着思想的问题。我们为了理解曹雪芹，特别注意的倒是侧重在这后一点，在这个即将有变的时代，伟大的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的曹雪芹，他的感受不会反而不如包世臣这一类型的文士。
非常负惭抱憾的是，我对围绕着曹雪芹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界，并无任何知识，因为这只靠≈quot;查≈quot;史书是查不到的，需要自作专门的刻苦的研究，而我没有能力去作。同样，围绕着《红楼梦》的那一时代的通俗文学（小说、剧本、民歌俗曲……）的情况，也是基本无知。因此，我无力在这一方面进行≈quot;鸟瞰≈quot;，并加介绍，而这却是十分重要的。我仍然只能查≈quot;历史年表≈quot;，看到的是：在曹雪芹卒后的二十八年，乾隆作成他的《御制十全（武功）记》，而此记作成的第四年，自湖北开始、后来遍及数省的白莲教也就正式起来了
≈quot;乾隆盛世≈quot;，是看似极盛而潜伏着≈quot;有变≈quot;的危机的由盛至衰的转捩点。这种时代的征兆气机，敏感的伟大文学巨人曹雪芹好像是感到了。这正有点像鲁迅先生所说的：≈quot;……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quot;（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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