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而从事新闻工作，特别是办报，也是在前沿阵地打仗。请想当日发生的大事，当日就要作出反应，第二天清晨便可告白于天下，工作起来是何等紧张，又何等痛快。一篇篇有力的文字，正如射向敌人心脏的一颗颗子弹，可置敌人于被动局面。人民欢乐，办报人捧着报纸也会有一种胜利的愉快感。对于有着无限精力和才干的夏公来说，办报，写社论和杂文，更是如鱼得水，发挥了他的所长。
从抗战开始主持救亡日报，后来在重庆参加新华日报的领导工作，以至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香港先后参加建国日报和华商报的工作，他一直没有脱离新闻工作岗位。到了上海解放以后，他主管宣传和文化阵地，也没有完全脱离新闻工作，业余时间还坚持为新民晚报写专栏文章。直到50年代初，他调到北京来，再也没有直接领导过报纸工作了。但是他一直关心报纸，与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关系比较密切。早在进城初期，周扬、丁玲等同志都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组的顾问，后来形势有变，不再开会，也就自行解散了。1956年7月1日报纸改版，恢复了文艺副刊，当时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为文艺部请来萧乾同志作顾问。因为30年代萧乾在大公报办副刊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当时就受命协助他工作。他来了出了不少点子，介绍了很多作者，写了不少文章，办了不少实事。除此以外，对副刊支持最多的便是夏公了。当时文艺部的领导人林淡秋、袁水柏、袁鹰，在白区工作时都认识夏公，现在更常向他求教，除了请他出主意和写稿之外，并多次请他到编辑部来开座谈会。每次开会很自然地便以夏公为中心，连新闻出版界的元老胡愈之同志，也总是请夏公先发言。姚臻、林林、廖沫沙等同志，更尊夏公为老领导，表现得非常谦虚。夏公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也没有党八股，人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出于一片真诚。60年代初，我们在副刊开辟了长短录杂文专栏，很自然地又请夏公挂帅。本来唐弢同志另有编写现代文学史的任务，不拟参加，待我讲明是夏公提名时，他一口答应了。开篇的打炮文章，夏公指定沫沙同志写，作者也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62年夏天，我经手在副刊发表了关于英国朋友柯文南、把当年英国劫走的李秀成的宝剑送回中国的文章，还附有宝剑的照片。事隔30多年了，我现在还保存了原稿和夏公的批示。此稿经夏公作过文字删改，手迹自然宝贵。
我之所以保存它却另有缘故。因为见报之后，政府某部门曾经兴师问罪，具体细节我已忘记，大概与当时有人正在批判李秀成向清政府写过自白书，有自首变节的嫌疑吧。我为之紧张了好几天。后来还是夏公出面来承担责任，认为发表此文无碍，替下级解了围。我大松一口气，怕日后再有反复，也为了感谢夏公的宽厚，有意留存纪念。去年夏天，我到北京医院去看夏公，偶然讲到此事，夏公说不记得了。不过他仍然讲了两点，一是他从大处着眼，代人受过的事很多。尤其是对下面干部经手的事，出了问题，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一般同志是经不起出事的。第二点是当时他并不主管文物，何以由他批示，怕是主管文物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不在北京吧。
我还保存了几张他为出版蜗楼随笔，自己设计的排版格式。那是1982年的事，书中所收的是夏公在解放战争期间于香港写的杂文。书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这类技术工作理应由责任编辑来做，可是夏公不忘本行，替别人做了，而且做得那么精细，连扉页、目录的版样都画好了。夏公不愧为老报人，他既会当总编辑，会管人，也会写社论，安排版面，更不轻视校对、画版样的工作。他不是那种不动笔，单会指挥人的新闻官。
他自觉地关心报纸工作，甚至我们没有去约稿，亦会主动投稿，有时还让我们为他用的笔名保密。如1981年12月8日他给我的信中说：这几天来客不断，静不下来，昨天才勿忙写了一篇“低档”短文，请您们看看是否合用
女排夺标后写了一篇“外行人”对体育运动的看法的文章，因为是“外行”，所以用了笔名这个笔名在人民日报上用过一次。此文是否适用，请酌。
对你们新辟的版面，我以为除了经常有些杂文涉及面可以广一些，从国内外大事到社会现象外，建议多组织一些知识性的短文，如科学小品、历史小品之类，当然也要有些对不良倾向的尖锐一点的批评。
夏公关于办好副刊的意见，对我们深有启发。提倡各种知识性的文章更是他一贯的主张。50年代他对青年作家们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曾经引起热烈的反响，不想“文革”中被批判为没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口号，是棵“大毒草”。知识万恶，知识有罪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了
夏公写的体育短文，用了“王一诚”的笔名，现在当然可以公开了。这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而且表现了老人对祖国荣誉的，以及对报纸的支持。他热爱生活，对他置身其间的大千世界从来没有冷漠过。1979年，他就主动转来过几篇老同志的稿件，都是我们事先没有料到的。如3月5日写给我的信：
德明同志：
李一氓同志一文，嘱转交贵报，特奉上。
战地近期有关赛金花的文章，但见广告后迄未见到，如已出版，盼能惠赐一本。
致
敬礼
夏衍
35
另一封则写于3月13日：
德明同志：
奉上司徒慧敏同志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下。因为我在文化部十年，一直对科技工作抓得不紧，现在觉得内疚，而文艺特别是电影、电视要前进，不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章可能长了一点，可以删节，请代我转送给秦川同志，请他审核。
问好
如见到袁鹰同志，乞代候。
夏衍
313李一氓、司徒慧敏同志的文章，当然先后发表了。可见当年的老战友们每有新作，往往乐意先送给夏公过目、求正，夏公也乐于交给我们发表。秦川同志是当时报社的总编辑，夏公特别让我们转他审核，仍然是替一般干部着想，怕我们有为难之处。秦川同志一向尊重夏公。至于夏公想看的有关赛金花的文章，当指柯灵同志写的从到，该文载于1979年第1期的战地增刊。
对于自己的稿件，夏公又不惜向晚辈的一般编辑求正，而且允许删节，表现出一种谦虚平等的作风，我不认为这仅仅出于客气。譬如1982年7月27日寄来稿件时说：
德明同志：
奉上蜗楼随笔集自序，请费神一阅，是否妥当。特别是后面两段，用意和用语，包括标点符号，都请斧正。书未出，此文最好搁一下。等适当时机再发表，如何，乞便告。
问好
夏衍
727寄稿后并不求急于见报，并托编辑自由掌握发表的时间，这也是对编辑的信任，同时出于新闻工作的职业习惯和编辑艺术的考虑。当然，说到底还是对读者的尊重。这是多么高尚的一种敬业精神。
夏公住院期间，我曾多次去看他。差不多每次都在他午睡起床以后，而每次都看到他正坐在沙发前翻看京沪各地的报纸，并向我打听其他报刊上有什么重要的文章，包括向我打听他写的回忆武训传的文章发表以后，听到什么反映没有。他哪里像个94岁的老人人虽然变得愈加枯瘦了，心却火热得如同青年。
当我在美国洛杉矶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想起两个多月前到医院向他辞行的时候，我怎么能想到那竟是与老人的最后一面呢
1995年5月
夏衍谈画记
今夏苦热，我赶上个阴天去走访六部口。
一进夏衍同志的居室，见到老人身着一件淡青色的毛衣，正在看一本近日颇有争议的书。夏公早已足不出户，更不去书店，可是我在他的书架上发现许多书店里也未必能买得到的新书。如广东作家胡希明的一本集子，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还有一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研究晚年高尔基的书，也是预想不及的。夏公说，这些书都是朋友们寄来的，也有陌生朋友相赠的。
这天，我也携来一本大书，是请夏公给我签名留念的。这是去年由浙江省博物馆编成、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夏衍珍藏书画选集。前两年夏公华诞前夕，他把多年来收藏的近百件珍贵书画无偿地捐赠给家乡的博物馆，“以示对故乡人民的反哺之情和爱国之心”见浙江省博物馆序。这部藏画集的出版，也许是代表家乡人回报老人的一片心意，并把藏画公诸于众，以飨读者。画集为精装本，启功先生题签，共收作品四十三幅，自然是捐赠作品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作品。难得的是扬州八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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