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他们是“左”，解放以后他又不断地检讨“右”。不过左联时期的人，到了1935年前后有点变化。那时阳翰笙、田汉等人都已被捕入狱，再不团结朋友，自己就要站不住了。闲谈中涉及三十年代的电影，我趁机发表个人的谬论，认为“文革”前我们的电影史也够“左”的，例如上海沦陷后，在日伪的严密管制下，一些民间影片公司拍了一些白蛇传、杜十娘等民间故事片，论家不予同情，认为脱离抗战，一味迎合小市民。
我并不排除当时有的片子商业气息重，艺术质量不高，但拍民间古装片，总比拍媚时的现实影片好。至少可以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发扬爱国精神，不能说全是消极。不久前，我在报上看到老牌电影明星袁美云女士的回忆，据云当年拍摄抗日影片受到阻挠，只能拍一些历史片来表达爱国之情。她自豪地说，一生拍了六十部影片，最满意的是古装片西施。当时申报的西施广告上写道：“大辱历历在目，国仇耿耿于心。”这说明当时流行古装戏并非偶然，观众也能够理解其中的弦外之音。后人对此应予理解，多作具体分析，不可要求过苛。夏公听后未作可否，却很认真地讲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我们党的活动能力很强，做了许多抗日工作。不过有的同志仍有左的影响，对于租界外非党领导的文化活动重视不够，似乎只有党所领导的活动才是抗日的。记得他同巴人同志谈过这个问题。夏公还提到，当时于伶、柯灵同志写了不少反映上海市民阶层生活的作品，读者和观众都有共鸣，可是亦曾被人误解。到了“文革”时期，更把夏公作为提倡小市民文学的带头人来批判。说起来这都是左的思想在作怪。我说最近看鸳鸯蝴蝶派作家平襟亚的散文，知道他办中央书店时印过一本漫画选集，日本宪兵队查出来，看作抗日漫画，把他抓去坐了一个月的牢。据郑逸梅先生介绍，平在抗战胜利后，腾出家中的一间住房，专门供郭沫若、田汉、洪深、袁雪芬等进步文化人聚会之用。至于请柯灵同志主编万象，更是进步的表现。解放前夕，他留在上海，没有投奔在海外的儿子。后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儿媳即台湾着名女作家琼瑶。夏公感叹道，我们原先都瞧不起鸳鸯蝴蝶派作家。抗战八年，他们表现都不错，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
夏公让陪侍人员拿出一本摄影集夏衍，是浙江摄影出版社刚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画册”之一。全书共收图片四百余幅。我很欣赏这部印制精良的画册，它以史实取胜，不以彩色炫耀，大量运用黑白照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感，亦能体现出传主的品味和精神风貌。家属及编辑们费尽心思，搜集资料可谓完备。当然，“文革”十年部分是个空白，只选用了广场一片红海洋的照片来代替。尽在不言中亦是对历史的某种评价吧，这种选择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心照不宣。
我一页页地翻下去，惊讶大量照片都是初见。比如19201927年，夏公在日本九州工业大学留学的生活，以前我们看到的照片就不多，这次收了近二十张，有的还是他十年前重访九州母校时，日本朋友赠送的。特别是1924年一张他与当时的女友蔡淑馨的合影，那是在一座西式木屋的檐下拍摄的。
时值夏日，夏公白衣白裤倚坐于木栏上，女友一身白裙侧立，各自穿了日本的木屐。多么漂亮潇洒的一对年青情侣。过去夏公从来不拿出来发表，在他的懒寻旧梦录回忆着作里也吝惜笔墨，很少涉及这些内容。我一边称羡，一边顺口说：“这名副其实的是一对爱人，那时还没有结婚吧。”不想夏公一时记错，忙说：“结婚了。”陪侍人员及时插话：“爷爷，没有”夏公笑了：“对，没有。我们是回国后1930年4月在上海结婚的。”编辑们大概也很喜欢这张照片，放大后占了一面的篇幅。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一件事。十年前夏公率团访问日本时，我是成员之一，奈良市为夏公举行了欢迎宴会。
夏公在席上作答谢讲话，当然仍是没有讲稿的即席发言。他说奈良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喜欢这座风景优美的文化古城。还有，当年他的女友蔡淑馨就在奈良女子师范留学，他在九州读书，放假的时候常到奈良来看她。那天奈良的历届市长都出席了这个会，我见所有在座的日本朋友听了都很活跃，真是全场动容，举座为欢。我当时也非常感动，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重游青春时代留连过的旧地，心中升起了如梦如幻的温馨往事，这在晚年的夏公来说也是难得的经历。我坐在旁边想象两位青年伙伴的身影，默默一算，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这次看了画册，终于见到一对恋人的风采。青春多么美好
翻到抗战时期的照片，有一张1941年夏公与李一氓同志在香港的合影。
两人坐在灌木丛边的小石凳上。夏公指着照片跟我说：“看上去一氓比我的身体好。他比我胖，却有心脏病。”话中充满怀念故友的感情。因想1985年12月，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夏公从事文艺工作55周年的纪念会，见到两位战友并肩而坐，赶上前去与两位老人握手，袁鹰同志抢镜头，为我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又翻到一张1961年夏天，夏公在北戴河与孙维世和女儿沈宁的合影。夏公望着照片说：“孙维世死得可怜呀她是给害的。”我没有敢提孙维世的爱人金山，他曾经在夏公领导下作秘密工作，夏公颇为欣赏他的才气。谈起来怕引起老人难过。翻到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那是1992年10月8日，巴金先生来到杭州西子宾馆回访夏公的合影。在一片秋光之下，两位老人都坐在草坪的轮椅上，神态十分专注地相视而谈。两辆轮椅贴得那么近，夏公还打着手势。有趣的是两老都头戴软帽。巴老的袜子太短，露着脚脖子，正是忘情的片刻。草坪的边沿一排树木，远处是平静的湖面，情境很美，我称赞道：“金色湖边的散步。”夏公不动声色地说：“路都走不动了，坐在车里让别人推，不能说是真正的散步了。”
我跟夏公说，前些时候我去了一趟浙江衢州市。过去多半是在浙东跑，这还是头一回去浙西，深入到与江西、福建、安徽交界的地带了。夏公问我看了些什么，我说那里的自然风光宜人，又很少污染，真正是青山绿水。衢州人有福，吃的水都出自天然，不需任何加工处理都符合饮用标准。也讲到在江山市游了江郎山，看了戴笠在抗战中为他母亲盖的那所小楼。夏公仔细地听着，最后还嘱咐我：“趁着年轻还能跑路，要尽量多走些地方。”我笑着回答：“夏公，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今年都65周岁了，年轻与我早已无缘”
夏公的秘书林缦来了。她每天下午都给夏公抱来一批信件和报刊杂志。
我钦佩老人的精神旺盛，虽在病院中仍然关心凡尘的是是非非。他告诉我日前中央组织部来人看他，讲到如今健在的大革命时代的干部，全国仅有三百余人了。我轻松地说：“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敢轻易来看您，怕你太累，担心累病了。您是国宝，大家都得重点保护我今天就呆得太久了。”
起立告辞，正待拉门而出，曹禺却领着吴祖强推门而入。今天曹先生没坐轮椅，扶杖闯行，很是威风。时间过迟，明明知道冰心老人就住在夏公楼下，已不便再去打扰了。
衷心地祝愿老人们都健康愉快。
1994年9月
艾青书简
我保存了诗人艾青给我的两封信。
艾老平时不讲废话，信文亦短。
1
德明同志：
感谢您三次送书，今寄奉拙着三本，因您是一个藏书家，不知这几本是否有存书
今夏和您同游兴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三伏天。
祝您
健康
高瑛问候您。
艾青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
2
德明同志：
大作拜读，可作我们一次旅游的纪念。
我因年老多病，哪儿也不想去，整天在家里，暇时盼来玩。
高瑛问候你。
祝
近安。
艾青
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
诗人艾青是一位性格鲜明，极富幽默感的老人。
我喜欢读他的诗，亦爱他这个人。
八年前的盛暑，我有幸与艾青、高瑛夫妇，还有另外两位诗人，一起在兴城的海滨生活了十天，这地方是辽宁新开辟的疗养、旅游胜地。
艾老喜欢大海，有时竟趁高瑛同志不备，一个人偷偷地下楼沿着海滨去漫步。害得高瑛紧张地去追寻他。
我们夸高瑛，艾老默笑不语。
高瑛说：“你们没看见，我这么伺候他，人家不领情，还老骂我。”
诗人开口了：“她是我的大救星”
我还看见艾老眼望大海，耳听涛声，正在书桌前写点什么，心想：这回有诗可看了。
可是诗人严格得很，至今也不曾发表写兴城的诗。
有次吃饭，一位同志说，艾老，我们把最好的座位留给您了。
艾老不紧不慢地回答：“现在什么也不能再诱惑我了”
深沉、幽默，出口如诗。
艾老送我的三本书，两本是香港版的：一本是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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