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的艾青，一本是时代版的抒情诗选一百首。还有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艾青短诗选。签名题赠的时间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我赠他的三本拙作，丑陋肤浅得不值得一提书名。
隔了近一年，我才写出一篇散文在海边，艾青说。文中记有诗人不少有趣的话，当然先要请他过目，因有第二封信中的“大作拜读”一说。
前年，诗人的艾青全集出版，作者签名送我一套。抱着精装五卷的大书，我感到自己是有福了。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唐弢的信
唐弢同志病逝后，我清理他给我的信札，觉得有几句话要讲。一是他对书信往来颇有鲁迅先生的遗风，基本上是每信必复。他学鲁迅是说到做到的。
二是他写信若用稿纸的话，必然是每格一字，连标点、括号亦各占一格，很合乎标准。这种功夫想非一日所养成。三是每信署名后面必注明年月日。过去我不曾注意，这次翻检排比信件之余，才知道可以省去不少考索的时间和精力。些微小节足见他的细心、周到。唐先生是有史料癖的，他早年搜集鲁迅的佚文，开新文学史料考证工作的先河。与友人通信时不忘方便他人，也是事出有因。第四是喜作长函。1972年国庆日，他回答我关于鲁迅序跋文的事，竟伏案作书长达十页之多，少说也有四千字，排印出来已蔚然成文。对于写长信他也有所说明：“解开束缚，一时高兴，就将信写得那么长，可见人总是爱自由的。”见1985年6月2日致笔者函自由是多么的可贵不久以前参加一个纪念唐弢的座谈会，不少青年朋友带着他写的信来赴会，先生何独厚我一人
我与唐先生亦旧书坊里的朋友。六十年代初，每星期日的上午彼此都在国子监的中国书店相见。我们不大迈进古籍线装部的门坎儿，只在新文学版本间流连。我常恨自己眼拙，精品多随他而去。一次，我先见到一本紫红色封面的凯绥诃罗惠支版画选，随便地放过了。又一想：也许是抗战期间叶灵凤在香港印的那个版本吧，较稀见，当即返回原处寻找，可惜已在他手中又一次在海王村，我在一排书架前横扫一遍，估计难有好书漏网。不想他跟在我后边，一眼便从架上抽出一本鲁迅在东京印的地底旅行。此书极罕见，我不免大吃一惊，失悔莫及。唐先生则当场示我淘书的经验：“此书既小又薄，书脊上也无法印书名，插在架上很不显眼，你怎么可以轻易放过这种薄本小册呢”我至今只存鲁迅在东京印的月界旅行，虽然也是珍本，但是地底旅行更难得，却白白地从我眼前滑过去了。
唐弢的新文学藏书，当然是国内第一家，我偶有所求皆能得到满足，对此我是非常感谢的。但是也有落空的时候。一次，我找他借三十年代出版的当代尺牍选注一书，时在1974年10月下旬，他来信称：“抱歉的是：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尺牍选注，我没有此书，连孔另境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也没有，大约当时并不注意这类书，经翻检结果，只有一本土纸的当代作家书简卫明编，上海普及出版社，和日记文学丛选阮无名，日记新作赵景深，名家传记新绿文学社编放在一起。你要的书，我常被考倒，遗憾得很。上述书中，如有需要，乞见告。当奉上。”后几种书我都有藏，没有再去麻烦他。但，借某书不存而顺告有关的其他书目，此亦藏书家无私之表现，其苦心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告诉人家说没有某书，对方常有不以为意者。作人真难。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珍惜重聚之不易，常有征求墨宝的举动，我亦未能免俗，故有求于他。1977年11月20日来函称：“屡蒙索字，不胜汗颜，实在因拙书大不像样，前些时曾专作一诗，展纸试写，结果因写得不好，撕了。诗为五绝，专以赠阁下者，辞云：“燕市狂歌罢，相将入海王；好书难释手，穷落亦寻常。不知尊意如何倘觉不恰，自当改削或另作，只怕别人见了，以为尔我竟以鲁、许自视耳，一笑”
诗当然写得好，亲切而又真实，也是我们在旧书坊消耗时光的一个明证，焉有不当之理稍后，他重又展纸奋笔，如今已成为寒舍的一件珍贵纪念物。
悲乎，我再访旧书坊时已不能与唐先生相见矣。
忘不掉的闲谈
“文革”当中，王冶秋同志奉周总理之命从干校归来，主管文物工作。
他甘冒风险地吸收了很多所谓旧文化部的人来工作，同时闻讯而找上门来求职的人也不少。人们急于为国家效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每天夜里和假日，他在家里也不得安宁。所以一到星期日，他就躲到大女儿家去，我住的地方距他女儿家不远，彼此可以谈点文学和鲁迅，因此他常到寒舍来坐坐，偶尔还在这儿吃顿包饺子。
我们闲聊了大大小小的很多事。
他跟我说，一生中最使他心灰意冷的，是军宣队让他到湖北农村安家落户。到了目的地的那天夜里，他整宿没有合眼。天很冷，他点燃了劈柴，望着那堆毫无希望的火焰在发呆。心想：这一生难道就此结束了吗
回到北京后，他也未必能完全放手工作。
有一次，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收进清华大学处理的一批线装书，其中还有不少是刘半农的藏书。我和冶秋同志去看了。我买了几册有刘氏签名的书，他为公家挑选了若干册与文物有关的，如研究玉器和金银首饰器物的书。隔了些日子，我同他谈起那些书，他不无气忿地说：“管事的军宣队、工宣队的某人，以为花钱买这种老古董毫无用处他不批钱，我也没有办法。”而名义上，冶秋同志还是图博口的负责人。
忽然指名要见冶秋同志，事后他对我说：“哎哟，真是受宠若惊呀
去见她，还不知道是祸是福呢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到了那里，要我为她印红楼梦的一种版本。我如释重负地连忙声明，这事不属我管，是出版口的事。我可不敢高攀这个关系。”这些话现在听来极平常，可在当时正是不可一世之际，冶秋同志却毫不掩饰对这个“女皇”的反感。承冶秋同志对我信任，他知道我不会泄露这消息。
我不懂文物工作，有一次我说到鲁迅给韦素园写的墓碑，按说也是珍贵的文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冶秋同志竟利用假日，一个人到西郊的万安公墓去查访那块墓碑的下落。那是1974年春天的事吧，他跑来跟我说，他先找到了李大钊同志的墓碑，上面已留下刀斧砍凿的裂痕，是红卫兵干的。他没敢在那里久留，因为人们正围着李墓在开批林批孔的大会。他以为实在莫名其妙。接着便在墓地寻找韦素园的墓。墓已平掉了。他只好根据旧时的记忆，按照大致的方向反复踏访。老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发现脚下半埋在土中的一块垫路的石板，正好是鲁迅先生书写的韦氏墓碑。好极了他回来以后，马上通知了鲁迅博物馆。可怜得很，那时鲁迅博物馆连一辆平板三轮车都没有，更不要说汽车了，冶秋同志又打电话给北京市文管处，请他们帮忙出车，把墓碑挖出来，送到鲁迅博物馆去。事成之后，他满意地舒了一口气说：“真要谢谢文管处的同志们”可是，我们还应该感谢谁呢
在“四人帮”制造的文化大地一片空白的时代，人们忽然在书店里可以买到鲁迅先生的手稿选集和书信墨迹了。这在当时堪称奇迹，可是有谁知道这也是冶秋同志一手操办的。我保存了1971年10月31日深夜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我有一个大计划，可惜不见得能实现。拟将鲁迅所有手稿、墨迹、书信都影印出版。
现在全国各地手稿若影印出来，对于原稿可不再翻动，无论从备战或普遍能看到手稿都是大好事。可惜现在文物出版社已拆得七零八落，实现这一计划还须作很大努力。北图就有鲁迅手稿八百页，抄得十分整齐，这是鲁迅亲自抄写的，去年竟在一个破庙中战备，潮湿虫蛀，马上抽出放在北图的保险柜中作为特藏。但这些只是藏起来，总不是办法。想最近能向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发一文，调查一下鲁迅手稿墨迹情况，但能否实现，也还是问题。改日再面谈吧”
请问，在当时恶劣的处境下，有谁能够作出这样具有战略眼光的考虑记得当时他跟我说，当他到了北城的柏林寺，把手伸进了木箱，摸到鲁迅先生的手稿已经有些潮湿的时候，他立刻火冒三丈请原谅这位老局长一时的脾气暴躁吧。
闲谈时也曾谈到过他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的某些往事。抗战胜利后，他接受党的派遣，在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少将参议。那时国防部演剧二队亦在北平。一个演剧队的朋友约他某晚到东华门大街的真光电影院现为中国儿童剧场去看话剧，只要在开场前穿着少将军服在前排坐一会儿即可。冶秋同志了解这位同志的政治面貌，他觉得这事并不太麻烦，便照办了。
事后党组织跟他说，以后再别这么大意了。尽管演剧二队地下党的力量很强，但终究是在敌人眼皮底下从事秘密工作，稍有半点马虎便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他一直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方何以要他全副少将武装地出现在剧场里，但是他虚心地接受了组织的意见，并作为一个教训跟我谈了。说真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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