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以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冶秋同志那种认真、失悔的样子却使我深为感动。
1947年9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冶秋同志所联系的一个直通党中央的电台被国民党破坏，他不得不连夜逃离北平。在这次非常事件中，他不怎么谈自己的惊险传奇故事，却总是记挂着三个人对他的帮助。一是感谢吴晗教授为他换装，并安排他脱险到天津；二是只有书信往来，从未谋面的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劳荣，冒着危险留他住了一夜；三是他身边的那位忠诚于他的勤务兵。当特务来抓冶秋同志扑了空时，便把勤务兵抓走，可巧冶秋同志又与特务们走了个碰面，当时的情况万分惊险，而那个勤务兵却沉着地装作根本不认识他，低头擦肩而过多年来冶秋同志一直感念这位勤务兵，四处寻找他。他是自己的同志呢，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正义感而有如此举动至今也没有得到答案。我相信直到冶秋同志病倒在床上，甚至连话也不能讲了，一旦他头脑清醒时，也许还会想到那个救他一命的普通士兵。革命是艰难的，有时得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革命也离不开众多人的支持，如果没有了群众，还能谈什么革命我似乎理解了，为什么冶秋同志常常会和我谈起他所想念的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普通人。
在我同冶秋接触的日子里，我没有感到他是一位作家，或者是一位文物专家，更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长官。他普普通通，一如常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这鲜明的印象早已留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多么怀念他，还有我们那种无拘无束的闲谈
一事难忘
读了夏衍同志在1992年随笔第4期发表的怀曹聚仁，不由得想起三十几年前的一件小事。
夏公以简约的笔墨，公允地写出曹先生的大节和身上的某些弱点，实在是知人之论。遗憾的是曹先生生前未必能为众人理解。
1956年之夏，人民日报恢复办副刊，我们工作虽忙，却十分兴奋。大概曹先生在海外也感受到国内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各方面都显示了活跃的形势，故有访问人民日报的打算。有一天，我在本报图书馆的柜台上发现海外出版的几本新书，是曹聚仁的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采访三记、采访四记等。那时见到港台出版的书很新鲜，图书馆的张君跟我说，这是作者刚才送到报社传达室来的。我心中一动，连忙问道：“你们见到作者了”
“没有。我们在电话中通知传达室收下书就行了。”
我想，此刻再追下楼去，曹先生也已淹没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流之中了。
发生这种事该怪谁呢邓拓同志不是多次批评过我们有优越感和大报作风吗难道人家送书上门，当面去致谢不是起码的礼貌何况又是一位来自海外的朋友。
多年来，我不曾忘记这件小事。
今天，因读夏公的文章，我又来到本报图书馆，取出当年曹先生送来的这几本书，看到图书登记上架的时间是在1956年9月26日。采访三记的“前言”一下子吸引了我，那是作者写给女儿曹雷的一封家书。那时曹姑娘刚好初中毕业。曹先生说，他本想等女儿高中毕业后再开始与阿雷作朋友，彼此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问题，现在决定提前了。他告诉阿雷，父母是怎样地疼爱女儿。母亲邓珂云，正是因为有了阿雷才放下了笔，告别了战地记者的工作。他向女儿剖白，自己教了三十年书，是个本分而庸碌的人。自己决不会拖着儿女的脚跟，妨碍儿女们前进。他一生无胆量作坏事，也无能力作好事，内心很矛盾。“假使我死了，一定有许多人在拍手称快，要运用他们的幻想来构成对我的诬蔑与嘲弄。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父亲，只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他所想的所说的大体都是对的，他所做的或许有点折扣，社会上所有批评他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是中肯的。他一生是孤独的，但他站在热闹的斗争边缘上；他最不爱写文章，但他却不能不靠卖文以为活；他从来与世无争，处处让人，不幸却落在最爱相轻相妒的文人圈子里。”因此，他认为“一成文人，便无足观”，痛苦地告诫女儿：“将来长大了记住我的话：脱下长衫，莫作文人”人们常说从家书中，最能见到人的真情，我想是的。曹先生一定还有很多更深沉的话要同女儿说。他当时正是个左右挨骂的人，大陆有人骂他是“逃离海外”的“反动文人”；海外又有人骂他北上采访是吹捧。而他写的书却可证明他究竟是什么人。他需要有更多的人理解；他送来的何止是几本书，而是把他的心献给了我们。而我们呢
现在图书馆经手其事的张君，早已死在我们河南叶县的“干校”。图书馆的青年同事们，如今有谁又知道这几本书的来历
张友鸾
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主办南京人报的张友鸾先生，五十年代初到了北京。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七十回本的水浒，便是由他整理校注的。后来他又译写了不怕鬼的故事，亦是影响一时的好书。
1956年夏，人民日报改版，作为文艺部副刊顾问的萧乾，带我去访问张先生，约他为副刊写稿。萧乾说，张先生办报多年，办副刊更有经验，而且是个多面手，善于写短小的文章。那天我们到了朝阳门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了楼适夷等几位知名作家，却没有见到张友鸾先生。记得在现代文学编辑室里，还见到诗人刘岚山等同事在社内编印的油印诗刊朝阳。刊名当与社址所在地的朝阳门有关，更因“朝阳”含义美好，起这么个名字真聪明。人没有见到，张先生的稿子还是来了。他译写了一组中国古代寓言选，我们特地请黄永玉配了木刻插图，准备连载下去。可惜不久就“反右派”，寓言这种形式最易被人胡乱猜疑，任意上纲，作者、编者都不愿意再惹事生非了。从此我与张先生失去联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又想起了张先生，也没有忘记当年萧乾说的张先生的那些能耐。我特地到北新桥白米仓七号去看他。那是一个陈旧的平房小院，张先生的屋门紧紧地上了锁，邻居说主人刚出去不大工夫。我想，老人是不是去小酒铺喝二两了那天，我带了我们报社印行的几本讽刺“四人帮”的漫画选集，留在邻居那里，托他们转交张先生。
近日清理出一封张先生给我的信，证明那是1977年5月间的事。信中说：“记得二十多年前，您曾和萧乾同志到出版社见访，我恰不在社；上月承猥临寒居，我又恰不在家：两度失迎，十分抱歉犹幸潘兄约饭，一接謦欬，总算免了一面缘悭之憾。
承约为战地写稿，甚为光宠报刊掌故，所知道的不敢说少，但忘记得太多。现正想一个适当题目，迟日草成，再行奉报。
我也酷喜漫画。前办南京人报时，曾约高龙生作画，制版后均保留原作，前后百余幅。
虽遭燹劫，犹有存者，惜乎不是佳品。闻高已逝世，此殆可以作纪念。他日晤见时，容以奉赠。
所赐报刊，读后颇多启发，谨致谢谢
敬颂
撰祺
张友鸾上
六月十八日”
令人惋惜的是，张先生的报刊掌故专栏终于未能实现，是不是我出题太死，限制了张先生动笔是不是当时我催得不紧我想，在报海浮沉一生的张先生，理应留下一部无限生动的报海掌故。
信中提到的“潘兄约饭”，那是潘际垌兄奉廖公承志之命去香港大公报编文艺副刊大公园，一度返京组稿，约请作者在安定门内的一家饭店用餐。记得到场的除张先生外，还有王世襄、唐瑜、朱家溍先生。
热情的老人，竟然主动要送给我漫画家高龙生的原作，这是出我意料的。
我怎能想到他保存有画家的真迹。我不能贸然行事，觉得自己不是承受此物的合适人选，因而辞谢。我想，如果我真的在接信不久即重访北新桥，高氏漫画原作肯定归我所有。我不会那么贪婪。这让我想起当年给鲁迅刻过名印的刘淑度老人，她曾主动示意要为我刻一块图章，我也婉谢了。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报纸编辑，不能借自己的职业节外生枝，获取不应得到的东西。同时，我更尊重老人们的感情，不能让他们劳累分神，更不能让他们感到报人没有一点自爱自重之心。
是不是我有点多想了我现在倒有点后悔当时没有抓紧催他写稿。画可婉拒，多去看看老人不是更好吗
林辰先生
人生易老，如今林辰先生也已80岁了。
我一直把林先生看作是我的老师。解放前我读大学的时候，便开始读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从此对鲁迅研究史料发生了兴趣，后来写作这类考证文章，正是先生的启蒙。我与林先生又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他交给我的关于三味书屋主人寿镜吾的文章，道他人所未道，至今是一篇翔实可据的权威之作。此外，我们也是旧书坊里的朋友，同是爱书人，谈起新文学的版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他送过我鲁迅设计封面、高长虹的心的探险，我送过他鲁迅作序的线装本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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