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鬘。当我知道他正在研究云谷杂记时，即把自藏的清刻本送给他。因为此种古籍于他更为有用。
说到研究鲁迅与古籍的课题，那还是林先生从干校回来主动请命干的。
他天天去挤公共汽车，整日泡在北京图书馆，居然发现若干篇不曾发表过的鲁迅手迹和题跋。我敢说，没有他的这种自觉行动，鲁迅与古籍的专集不知何时才能完稿，而鲁迅佚失的文字也许还要湮没多年，甚至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让我联想起他在抗战的大后方撰写鲁迅事迹考的艰难，因为在当时找一部鲁迅全集亦非易事。鲁迅史料研究的开山之作就是这样诞生的。
全国解放后，本来他可以在大西南过着安适的大学教授生活，为了注释鲁迅全集，他应邀北来，在出版社当了一名普通编辑，无名无利无职衔，住的是破旧的小平房，一干就是40多年。据他的同事介绍，经他注释的几本鲁迅着作，几十年来极少改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说明他做学问的功力之深，同时也说明他思想的严密和科学。我常说，林先生拿出来的文章一篇是一篇，全站得住脚，就是不会写大批判文章。不，不是不会写，恐怕是不乐意写。保卫鲁迅，并不等于必须剑拔弩张地去申斥别人。林先生为文为人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10多年前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拍合影，以林先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和声望，以及他的年龄，我看可以在前排入座哪怕坐在边上，可是比他年轻得多与鲁迅研究无关的作家被安排入座了，却不见林先生的影子。我站在第二排的长凳子上寻找他，忽然见他高高地站在我后几排的高凳上。那把年纪，那样差的眼神，若是稍不留意的话我实在忍耐不住了，良心在命令我：“快去把他拉下来”我跑上去，强把林先生拉了下来，让他站在我前边一排。林先生说：“你这是何苦呢这是小事么。”我想说：“林先生，请您原谅我没有权力安排您入座。按说您应该有个座位的。”
今年春天，我参加纪念唐弢先生的学术座谈会，大厅里人很多，会议正进行中，一位朋友跑过来，让我临时出来一下。原来林先生听说我来了，要见我一面。我真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紧紧地拥抱他。他却平静地说：“我没有什么事，只想见见你。现在见到了就好，我身体不好，要先行一步了。”如此兴师动众地唤我出来，仅仅是为了彼此一见这种友情难道是小题大做吗
1992年6月
唐瑜印象
唐瑜离休以后移家香港，后来又随女儿迁居美国。
近年，他们夫妇已经回来过两次。朋友们舍不得他走。他们也忘不了北京。
唐瑜最恋朋友。抗战期间，他出钱在重庆盖了土房子，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们白住，被戏称为“二流堂”主。为此弄得他后半生吃苦不浅。“文革”
中，“四人帮”关他进牛棚，那么起劲地大批“二流堂”，目标何止唐瑜，又何止夏衍，意在周公啊
他住在东城北梅竹胡同的时候，与我上班的王府井步行仅十分钟，有时我去他家喝杯咖啡，有时他给我送两张内部参考片的电影票来。他是从电影家协会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是“老电影”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编写过好几个电影报刊，是左翼影评队伍里的一名战士，王尘无中国电影史上杰出的影评家曾经称赞唐瑜在电影时报开辟的“聋人随笔”，“以辛辣见长”，可惜自己连一个字也没有保存下来。
说他是“老电影”，不如说他是“老革命”。大革命后的血雨腥风中，他坚定地跟着潘汉年干，是“小开”手下得意的人。“文革”前夕，潘从监狱里出来，唯一去看的战友就是唐瑜。潘不怕连累唐，唐也不怕潘来访。潘案非同小可，这种同志间的信任可惊天地
我问老头儿：“解放初，你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当个小头目，穿过军装吗
我猜不出你穿军装是什么样”
“当然穿过军装，但叫我好苦。真是个穿军装的老自由主义吧。”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萃华楼饭庄办了两桌半酒席，请朋友们来“过节”。你既不是文联，又不是友协，办的哪门子席呀只是为了朋友们好久不见，借此高兴一番而已。我记得有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高集、高汾，还有杨宪益、戴乃迭、白霞、赵沨我挨着赵沨坐，谈起在广东的木刻家新波，他说：“那可是个真正的好人”那半席是临时加了个小桌，给主人的儿女和儿女的小朋友们的有饭无酒之席。老头喜欢孩子也是出名的。
唐瑜还不声不响地办了一些仗义疏财的事。他捐钱给潘汉年的家乡宜兴，办了一座少年儿童图书馆。自己又编又写地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纪念潘的文集零落成泥香如故，夏衍、李一氓、胡愈之、许涤新、吴祖光等都写了文章，最后他建议所有作者都把稿费捐出来，送到宜兴去。真是一呼百应，没人说二话。人们仿佛看到潘的家乡的孩子们笑了，潘也笑了。就连在报纸上读到受屈人的不幸，尽管素不相识，他也要辗转通过记者送点钱去，而且对当事者和无关的人严格保密。这次回来，他仍关心宜兴的那座儿童图书馆，又在潘的一次座谈会上倡议在潘的家乡造一座潘的铜像。他与潘的情谊是人间至高无上的革命感情。
他并不是个钞票多得无处可花的财主，在感情上却是个大富翁
本来他还要在北京多住些时候，不想四岁的小外孙女自己可以拨弄越洋电话了，只要一听见她甜甜地叫几声：“公公、婆婆，我想你们了，快回来吧”老俩口便沉不住气了。夜里睡不着觉，外公便悄悄地问外婆：“可以去订机票了吧”
这样一个八旬余易动感情的老头能不可爱吗。
这样一个头脑清晰，能写工整的小楷，擅于作倾心谈的老人笔墨能不吸引人吗
我喜欢他的散文常有越轨的笔致，有些词汇用得奇突而得当，有些又调皮、幽默，还有点掌故。我没感觉到他老了，他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希望，好像对什么事都关心，什么事也瞒不过他。读他的书，前有阿朗小品，今有二流堂纪事，我感到愉快而幸福。
1996年春
余所亚
余所亚先生病逝了。
这些年似乎很少人提到他的名字，只在前年香港出版的美术家杂志上，见到他发表了谈木偶造型艺术。这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余所亚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漫画家。全国解放以后，他自香港归来，一直在中国木偶剧团工作。在抗战时期的桂林，作家绀弩曾经为他写了一篇小说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副题是演庄子义赠所亚。所亚先生因患幼儿麻痹症，双腿致残。绀弩如此形容他的“站”：“他走路是用两只手抓住凳子，膀子笔直地撑着，让他的身体腾空起来，不，他的脚还拖在地上的”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在画坛上赢得了声誉，参加了进步美术界的行列，也成为文化界大家喜爱的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
五十年代中期，我因参加副刊的编辑工作，在参考当年旧杂志报刊时，常常可以看到余所亚的作品。他的漫画很尖锐，都是刺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也看到了他创作的一些木刻作品。更令人钦佩的是，为了适应当时大后方印刷条件的需要，他还用木刻刀复制了一些苏联木刻，及中国木刻家的作品。只要读者需要，他是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的。当然，他也为杂志和书籍画了一些封面。风格豪放，又注重装饰美。
我还收藏了所亚先生创作的一本漫画集投枪，那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在香港出版的。方型小册，薄薄的只有几页，印得却很精致。这可能是余先生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画集，反映了作者在香港时期的战斗生活。
如书名一样，他的漫画作品正是反法西斯的投枪。当他知道我存有这本画集的时候，他非常意外，也很高兴，便不客气地向我讨取。因为历经战乱，他早已不存此书。我知道这书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非常愉快地把这本画集送到他手里。
所亚先生住在东城大杂院的时候，我常去他家。每次到了那里，都为他受到的待遇感到不平，也常想：北京的小胡同里真是藏龙卧虎，谁会相信这里住着一位曾经享誉一时的老艺术家。环境虽然简陋，屋内却挂着叶浅予、关山月、新波等老朋友送给他的新作，可见他的精神生活并不贫乏。香港画家黄茅每次到京，大多住在华侨饭店，总把所亚接去聊天。用余先生的话说，他在那里一泡就是一天，而且第二天照样又去。他太寂寞了，他要看朋友，朋友也要看他。“文革”期间，新波同志可以离开广州的时候，到了北京就住在所亚的家里。
前几年，所亚先生因病住了宣武医院，我同方成一起去看他。他很激动，欲哭无泪。我们安慰他，他不断地跟我们讲起抗战期间的往事，组织是怎么关心他，周恩来同志又是怎样帮助他的自从他移家西郊新楼，我们一面为他改善了居住环境而安慰，一面因距离太远也不能常去看他了。不想刚看到他发表了新作，正为他感到高兴时，他竟突然走了，但愿他走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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