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寂寞。
1992年
拾来的“金子”
二十多年前，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办公的时候，我们文艺部与理论部同在一层楼上。中间有间储藏室，是扔弃废纸杂物的地方。有一天，我从废稿堆中发现用毛笔写的一封长函，竖行直书，不知是哪位老先生的墨迹。我好奇地捡起来一看，竟是杨东莼先生写给编辑部的一封公开信。如此对待名人，实在令人心冷。看看周围无人，我小心地收了起来。
何以不敢声张因为这是向“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挑战的信。现在想来，此信的遭遇，一方面反映了“四人帮”控制的舆论阵地容不得反对意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被某位贤者所见，有意随手弃之，免得被“造反派”见了制造事端，加罪于写信人。那正是个大兴文字狱的恐怖时代。
我初次知道杨东莼先生的名字是1956年。那次夏衍同志来文艺部讲话，建议我们请杨先生写稿，称赞他是位多面手，杂文写的挺好。这时候我才了解，早在战前他已经出版了新唯物论的认识、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古代社会等着译。后来他为副刊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杂文从剪辫子联想起来的。
杨先生担任过中央文史馆馆长，1979年以79岁的高龄病逝。遗嘱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骨灰也不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予人印象良深。说来亦怪，有的人总怕世人忘记，千方百计地宣传自己，可是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然而那些存心让别人忘记自己的人，却又不易被人忘记。
杨东莼先生正是后者。
1971年7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有山东省写作组的批判孔丘的教育思想长文；9月25日又发表了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学习鲁迅批判孔家店的彻底革命精神。同当时自命得到了马列真传的骗子们一样，这两篇大批判文章也以伪装马列唬人，强词夺理，断章取义，胡言乱语。杨先生读后不能忍耐，于12月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据理以驳。全信长达千字以上，所以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寄出，证明作者事先仔细地思考过。他在信中不避风险地为孔子辩，亦为章太炎辩，指出孔子的言行实为进步，太炎先生并非孔家店人，两篇大批判文章纯属无稽之谈。这种不畏权势，维护真理的勇气能不令人敬佩
说到治学风度，山东的文章抓住孔丘自称“天生德于予”，于是剑拔弩张地责斥道：“这难道不是天赋的论调”杨先生则遍查论语，证明孔子单讲“天”者共有19处，为孔子所自言者有16处，指出这16处，以“天”
指自然界者为多。此外则以指“天理”者为多，以“天”指天神或天帝者则甚少。这是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缘故。一代学人的耿耿气节和严谨学风，在当时那些“左派”们看来一定非常可笑，甚至会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唱的“反调”发出的“哀鸣”。这封义正辞严的公开信，也只能扔进字纸篓，送进了垃圾堆。
面对说假话、搞阴谋的骗子，明知他们是庞然大物，是沉默呢，还是针锋相对地揭露杨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每逢翻到这封旧信，我觉得自己在垃圾中捡到的不是信而是金子。
无缘一面的劳荣
从事文艺副刊编辑工作四十年，我结识了一些天下名流，然而也有几位只是通信而不曾谋面的，天津的作家劳荣便是一位。
解放前，我在天津读书，并不知道那时劳荣正在天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文坛过来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刊物上时见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我读的不多，诗、散文、译文都印象淡漠了，翻译作品是从世界语译来的倒是记得的。近年承他赠我两本新版的世界语译本，有一本是捷克作家彼得贝兹鲁的诗集西里西亚之歌。又一份他在世界语大会上的长篇发言，足以证明多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活动。这可不是什么热门生意，发财的窍门，弄世界语要耐得寂寞，也要一点虔诚。得到他的死讯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失去一位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分子。损失有多大，真是隔行如隔山，我说不清楚。
我保存了一本1950年1月北京大众书店出版的东欧作家小说集被打穿了的布告，是劳荣同志据世界语译出的。他在扉页上印着：“谨以此书献给十四年前被日寇杀死的父亲和母亲。”书中当然没有介绍他双亲被害的细节，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作家中遭此沉重劫难的似乎并不多。最近我才知道，他家境很苦，父母是上海郊区的菜农，他从上海贫儿院出来，还当过学徒。有此两点，换在某些惯于迎合时流的人身上，早就挂在嘴边，以资招摇了。
为了弄清这事，我找出劳荣写于1947年的一篇散文还乡杂记，载于1950年10月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的新生的历程，这是劳荣的一本散文随笔集。这篇散文写了他于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见闻，自然是一片惨胜的景象，其中也写到寻找双亲尸骨的事，大半是落了空。当时他为双亲立了墓碑，写有碑铭，现在恐怕在上海南郊的五里桥，再也找不到那块残碑断石了。
还有一件事，1947年因叛徒的出卖，北平与党中央联系的一个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破坏，当局四处搜捕与此案有关的“国民党少将参议”王冶秋。王在吴晗的协助下，连夜从清华园化装逃到天津。适值深夜戒严，王又不敢住店，在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投奔从未见过面的大公报编副刊的李先生。
李先生慨然接纳这位陌生的投稿人住了一夜，终于使王脱离了险境。解放后，冶秋同志多方打听李先生，迄无结果。后来我向当时也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女士探问，原来这位李先生就是劳荣。1979年，我编战地增刊，向劳荣约稿，请他写文艺副刊漫忆，并说如果写到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妨一写搭救王冶秋的事。他写来了，关于救人却轻轻带过。一不拔高，二不邀功，原文如后：“只是王冶秋同志在逃离北平国民党的追捕由津去解放区之际，一天夜里突然跑到我家住了一夜。匆匆相识，匆匆送别，不过当时他并未讲因何而来和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也只有这一面之识。”见长工与园丁之间，1979年战地增刊第4期本来这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又是仗义援救党人的壮举，当事者完全可以妙笔生花，百般渲染，若让“聪明人”碰上，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然而，劳荣同志没有这样做。
这样质朴的老实人，我们太需要了。
卖书人
1994年10月26日，一个卖旧书的人走了。
他来自河北农村，十六岁进京，在琉璃厂通学斋旧书铺学徒，掌柜的是他的舅父、着贩书偶记的孙殿起。解放后，他是中国书店普通的店员，又协助孙氏整理了贩书偶记续编、琉璃厂小志。
我久闻其名，但一向很少收藏线装书，与他并不熟悉。直到“文革”中期，因为要找几种鲁迅同时代人的诗文集，如陈师曾、姚茫父等人的集子才与他交往较多。这类书多为零本小册，有的还是石印、铅印本，买主卖家历来都不太重视，只有细心如雷梦水这样的贩书人才当回事。我偶有提问，总会得到可靠的答复：“见过的。这书不难找。”或称：“见过的。这书往日不希罕，近年也有人来找过。现在可难说了。”也许时隔一年半载之后，连我也忘记了的，或者认为全无希望得到的书，他会突然从座旁的书架上取下一本递到你的手中：“这是您要找的书，我留起来了。”个别的时候，有你事先未能料到的书，他也为你留着。譬如卞之琳先生战前在琉璃厂刻过一部木版新诗集音尘集，宣纸、红墨印，外加黄缎函套，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他虽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没有下过工夫，但因为是线装本，通过了他的手，还是为我留了下来。当然，定价要稍贵些。
老雷并非独厚于我。有一次，我在他座后的书架上，见到四十年代初黄肃秋在北京出版的一本诗文集寻梦者，正是寒斋所无，他却摇摇头说：“不能卖给你。这是前几个月作者来找的，我好容易给他找到了。”我当然不敢掠美，只求他以后留意，也替我找一本。可是到底没有消息。我非常尊敬老雷对读者的这种热情和负责的精神。我亲眼见过，外省外县来的陌生读者，因当地政府新修县志，特地到北京来寻访旧县志，他不怕辛苦地蹲书库，一一满足了对方的要求。还有道士与和尚来寻找佛家典籍，老雷亦能对答如流，令对方喜出望外，满载而归。尽管我有时去逛海王村，在他那里一本书也没有买到，与他聊上几句也受益匪浅。有一次谈到版本的差异，他说旧时琉璃厂的书商有昧着良心赚不义之财的，专门作伪，连专家学者也受骗。又一次谈起抗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长期在琉璃厂搜罗我善本书，有的卖旧书的奸商专门为日本人服务，整包整包地运到日本去，以至国内学者专家还得跑到外国图书馆去借书、抄书。他说，只有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才断了奸商的这条路。我动员老雷把这些掌故写下来，借以教育那些只图获利、不顾民族利益的人。他嫌自己的文化低，怕写不好。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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