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将与京剧艺术永存。只要人们一谈起京剧，谈起梅兰芳，谈起梅家那些动人的故事，都会记得许姬传先生的名字。
怀梁永
梁永，是近十年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现代文学史料文章的作者，原名钟鹏。他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工程系的一位老教授，五十年代初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赶回祖国，先后在山东大学、青岛工学院执教。他在建筑工程专业上桃李满天下，晚年却全力以赴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其研究方面之广及用情之专实属罕见。
大约十年前，由我的同事介绍，他来找我借穆时英的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我没有这本书，但是我领他在本报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三十年代的旧书，照例是不外借的，他就坐在阅览室里读了起来。当时他正在撰写一本穆时英论。我很佩服他的思考精神，不去抢什么热门课题。在当时研究现代都市小说和新感觉派小说的人还是很少的。
从此，我们相识了。他不时寄来一些新文学书话和札记，我也见到他不时在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等报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他的文章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篇幅短小，开门见山，言之有物，没有学院气。二是不人云亦云，或炒冷饭。几乎每篇文章都提供一些新资料，大多是被人们忽略了的人与事。例如他介绍过人们少知的新文学作家叶鼎洛、徐霞村、施济美、张兆和，以及更加陌生的名字陈代等人。他常到各地去开学术会议，每次都利用机会去跑旧书店。有一次他跟我说，西安一家工科大学图书馆处理一些文科旧书，他闻风跑去，同学生们挤在一起挑选旧书。
我见到他写的最后一篇书话，是发表在1991年9月5日文学报上的戏剧家的散文，介绍了熊佛西在抗战中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山水人物印象记。这书我找了好久，甚至托余秋雨同志去查，连熊先生执教过的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亦不存。我写信去，问他书中是否收有怀北平一文，未见作答。以前他是每信必复的。十月中旬，我参加了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的年会，就在报到的头一天，学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马良春同志不幸病逝。人们十分怀念这位重视文学史料工作，并发起建立史料学会的热心人。
会议结束前，有一项工作是发展新会员，我很快就想到了梁永先生，以为他最有资格参加这个学会。散会后，我马上寄给他一张入会登记表。不想几天后便收到来自西安的一份电报，通告梁永先生已于十月二十九日病逝。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怎么九月还在发表文章，十月就死了呢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正需要有志者来献身的时候，一下子死神夺去了两个人的生命，怎不令人悲从中来。
最近，接到梁永先生女儿的一封来信，她说：“家父一生酷爱文学，尤其是晚年稍得空闲，即全力投入现代文学之研究中去。数年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奔波于大街小巷，热心搜集有关书籍、资料，如今书刊满室，遗稿数十万字，正待潜心研究，竟不能如愿，其悲何如”
最使我感动的，梁先生的女儿说，当我寄去入会表格时，梁先生在病床上“为之欣慰”不止，因为这也是他的夙愿之一，马上命女儿代填了表格。
万万没有想到，填表后的第二天，他竟闭上了眼睛。他的女儿还是把表格寄来了，并说：“忆及此乃家父生前最后一桩心愿，故不揣冒昧，仍将表格寄上，如能追认，当慰家父在天之灵，也差可堪慰家母悲怀。”我还没有碰到过为逝者要求追认为学会会员的事，我为梁先生及他的家属对此事的看重而感慨万端。这是清贫书生的圣洁愿望如今还有多少人关心现代文学研究，更何谈文学史料工作。
我劝梁永先生的女儿，有机会的话把她父亲已经零星发表的短文搜集、整理起来，也许将来还能公开问世。这也是生者对死者的最好的纪念。我相信有远见的出版家还是有的。
1991年12月
谢老话北大
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谢兴尧先生，同我谈起他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情景，那已是六十多年前的旧事。
谢先生在北大先上预科，大学念了4年，当研究生又两年，前后七、八年，他对沙滩红楼充满了感情。虽然他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却喜欢散文，写过一组回忆北大的随笔红楼一角，受到周作人的称赞，而且触动周也写了一组散文红楼内外。
当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有制服，春夏两季是白咔叽布的制服，秋冬两季是青色的制服。记得是四元一套，一双黑皮鞋也是四元。腰带五角，帽子好像也是五角，一共只要交八、九元就行了。学校可以垫付一半。制服穿的越旧越好，因为走在大街上可以让人们感觉到，这是北大的一位高年级学生。
不过绝大多数同学都不愿穿制服，似乎这与北大的民主风气不协调。同学们最爱穿的还是长袍大褂，但钱玄同教授偶尔也穿了西服来上课，平时则是中装。
钱先生在课堂上，或在教员休息室里喜欢侃侃而谈，声音很高，证明鲁迅先生有关的记述不差。说到这儿，又引出了一段故事。最早严复也在北大教书，北大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极多，严复过目不少。他治学严谨，作风精细，凡是他看过的书从来不在上面乱写乱划，而是随手写一纸条夹在书中，往往一部线装书里夹了几十张写满批语的条子。辛亥以后，严复曾是恢复帝制的头面人物，甚至支持袁世凯当皇帝，为士林所不齿。钱玄同先生是“五四健将”，他有时高兴地在教员休息室里当众宣布：“我今天又从图书馆的藏书里，发现了严复夹的纸条子，让我一一抽出来扔进了垃圾堆”钱先生反封建的豪情和义愤令人可敬，可是现在想来，严复的那些读书手札若能保留下来，岂不是也很宝贵谢先生说，他至今怀疑在北大图书馆所藏的诸子百家中，说不定还残存着当年钱先生不曾发现的严复手写的纸条，不知有无好事者去那里寻觅一番。
我问谢先生，当年他在北大时，对哪一位老师印象最深。他说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先生对他的影响不小。北大有那么多名教授，对于学生都很有吸引力。但一旦入门之后主要还得靠自己用功，舍得抛弃游戏和玩乐的时间。当然也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作研究生时，沈兼士先生无私地帮助过他。沈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长，他特别允许谢先生进入馆内查阅清代的档案。这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很特殊的照顾了。那时谢先生刚开始研究太平天国，他想取得第一手资料，足有一两年的时间，天天泡在文献馆里。重点注意的是道光年间的学术争论，以及咸丰年间的战争记载。
后来他写的有关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的文章，其中资料便全部得之于当时的文献馆。可惜的是档案尘封太久，数量浩繁，他虽有大志要翻阅一遍，后来为了求职谋生，不得不半途而废了。当年他从这些档案史料中发现了三大线索，准备长期坚持下去，查个水落石出。一是见到档案中常有“逆书一束，送军机处”的字样，这一批批的“逆书”，肯定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内容，是最珍贵的史料。二是清军搜得不少太平军的“功劳簿”，也送到了军机处。这“功劳簿”上当然会记录太平军中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和事迹，更想一见。第三是太平军的旗帜和号衣等实物，这在清军档案里也有不少记载。遗憾的是谢先生不得不到处找饭吃，只好辞别了沈先生和文献馆，以及当时在文献馆当科员的单士元先生。此后终于无缘再发现这三项实物了。单先生也是北大的同学，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如今两位老同学偶尔还会回忆起当年在文献馆的岁月，谈起沈兼士先生对青年的爱护。
谢先生给我看了海外印的一册图书目录，其中有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在第36辑中，收有他整理编着的太平天国资料8种。近年日本也印了他的书。可惜的是这些年新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还不多，谢先生总是于心不甘。他还想着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想着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他跟我说：“我已年老力衰，到了阎王要我今天去，不敢耽搁到明天的年纪，再也不能挤公共汽车去查书，翻档案了。盼望年青人多下点苦工夫，一定会有收获的。”
方成的漫画
我与方成同于1951年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相交四十余年，似乎不曾见到他发过愁，是个“老天真”。
“文革”中他被打入“牛棚”，仗着心中有底，既未绝食，也没上吊，一切磨难都闯过来了。他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的信念，恰是一个漫画家必备的品质。
漫画与杂文一样，从诞生起便具有战斗的传统，既是讽刺艺术，又是宣传武器。方成及他同时代的一批优秀漫画家，坚持了这一方向，诚如他在十几年前说的：“我国的漫画有好有差，也有画错的，但是还没发现腐朽肮脏的精神污染品，这是反映在漫画中的社会主义艺术之一大特色，外国人是佩服的。”见1986年四川美术出版社版方成漫画选自序这不能不说是漫画界的骄傲。这一特点是否与我们的漫画家，包括资格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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