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倩，其实无论是在东京时期还是上海时期，陆镜若18851915都是一位更加活跃的骨干分子，可惜正三十岁便病逝上海了。读过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的读者，当可从书前的画页里见到陆君的便装留影和剧照，正如欧阳先生所赞，确是一位“漂亮的少年”。欧阳先生在书中还描述了他俩在东京常磐馆后台的初见：“我看见他长身玉立，那温和诚恳的态度，和那锐敏而神秘的眼神，在人面前和人说话的时候，叫人不可思议的就会和他亲近”。莫怪陆在东京倾倒了不少日本少女，回到上海又风靡了那么多喜欢他的观众。一个演员的魅力是最宝贵的，陆君珍惜艺术，作风正派，从未陷入女性观众的包围。
陆镜若常州人，父亲陆尔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的主任。他参加春柳社的时候，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读书。欧阳予倩说：“我们里头只有他研究过戏剧文学。”还称他是当时话剧的唯一通才，能编能译能导能演，又有组织能力，春柳社并无首领，实际行政管理也都由他承担。当年他们演出的外国剧本，如法国萨都的杜司克等，即由陆根据日本翻译，改名为热泪。1911年秋，他辞去上海都督府的秘书，组织了一个新剧同志会，欧阳予倩亦应邀从外省赶来参加，并与陆在三马路的大舞台合演了陆编剧的家庭恩怨记，以及陆翻译的社会钟。讲到陆的舞台艺术，欧阳先生说，“他那真挚动人的地方殊不可及。我自投身剧界以来，再没有遇见谁演小生有他那样雍容华贵，而肝胆照人的。论起他到底素养不同。他在台上可以说一点俗气没有，一点过份的地方没有，这是多么难得啊”当然，现在我们只能从前人的回忆里来领略陆在舞台上的风采了，而他所创作和翻译的剧本更难见到。因为尽管春柳社的文化素质高，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文学剧本，但限于历史条件，绝大多数剧目还是仅有幕表而无脚本，虽然那幕表比一般的都要详细。根据资料，陆镜若除执笔上述两剧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剧本，易卜生的赫达格卜拉，以及莫里哀的两个喜剧，原本早已失落了。
天才早逝，六十五年前欧阳予倩曾经以如此深沉的语言来怀念这位战友：
“他死了，同志会完了。也可以说：同志会完了，他死了我生命的朋友只有他我生平演戏的对手也只有他”以上引文均见自我演戏以来
寒斋有幸藏了一本陆镜若的社会钟，是民国元年19127月28日由上海文明书局印刷，新剧同志会编辑发行的“新剧本之第三”。全书一百零四页，没有译者说明，仅有天笑生的一篇序。至于新剧本之一、之二为何，一共又出版了几种仍待查。社会钟原名云之响，是日本新派戏作家佐藤红绿的作品。在这之前，陆还翻译了佐藤红绿的另一剧本潮，改名猛回头。两剧分别利用他两次放暑假回国的时间，于1910年和次年在上海与黄喃喃、王钟声等合作搬上了舞台。社会钟写一农民仅因偷了人家一瓶牛奶而终身被诬为贼，害得一家人最后惨死。剧本的故事情节受了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的影响；农民的儿子石大被逼到绝路，烧了庙里的钟楼，杀了弟弟石二、妹妹秋兰后自杀，又明显地带有日本民族的色彩，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可是观众仍然接受了它。欧阳予倩说：“这个戏在当时表现着一种萌芽的社会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后的时期，这个戏也还是能引起一些观者的共鸣。”见欧阳予倩回忆春柳欧阳予倩在社会钟里扮演一位贵族小姐左巧官，因辞退、逼走了秋兰，而被观众看作一个坏女人。
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中国早期话剧选，书中收有陆镜若的家庭恩怨记和社会钟。可惜前者并非原本，只是当年演出过此剧的演员忆述本；后者根据的是1913年歌场新月杂志第一、二期刊载的一个并不完备的残本。剧本共七幕，这里仅刊五幕。第五幕兄妹在松林相见，彼此都还活着，悲剧并未发生却误作终场了，而编者对此竟不曾怀疑，亦未加考证。按原本七幕各有标题，今本五幕中仅有一幕有标题，形式上极不统一，也不合规范。作为一本早期话剧的选集，编辑意图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工作起来难度会很大，整理者的劳动理应令人尊重。但是把一个有头无尾，残缺较多的本子当作完整的剧本介绍，不免是个较大的疏漏。由此可见整理新文学史料并非举手可得的事，若有人据此而研究剧本，并写出理论文字，简直不可思议，更何谈科学性和权威性了。
我没有根据自藏本进行过校勘，却愿抄录原书七幕的标题于后，以见其真正的规模。原题是：左元襄家客堂、石大郎家之破茅屋、左家花园、长安寺内之藤棚、松林、观音山之瀑布、长安寺之钟楼。
从事新文学研究要不要寻觅原刊初版本，或有无必要做一点版本的汇校工作，回答怕是肯定的，此又一例证也。
李涵秋
当代治近代通俗文学史而成绩卓着者，沪上魏绍昌先生也。近日承他送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着两种我看鸳鸯蝴蝶派、晚清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他的书不从概念出发，没有空话，重史料包括图片资料，文字亦轻松活泼，我很爱读。比如他讲“四大说部”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五虎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头头是道，又摆“十八罗汉”王西神、毕倚虹、程小青、郑逸梅、秦瘦鸥等的龙门阵，也引人入胜。我不必正襟危坐便等于读完一部近代小说史，认识了鸳蝴派诸家的是是非非。
对于写广陵潮的李涵秋18741923，我并无偏爱，也没有资格来偏爱，因为读过的近代说部实在太少，无法作比较。只是想起前几年夏衍同志也同我讲到过李涵秋，可见这位作家给人们的印象很深。夏公说：“二十年代，我们这些人包括茅盾，都是看不起礼拜六派的，记得左联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时，茅公还主张不吸收鸳鸯蝴蝶派。可见一斑。其实这一派应该正名为通俗小说派。他们的作品也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世态。譬如李涵秋的广陵潮，写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动态、风俗人情，还是很有价值的。”见1989年12月6日致笔者函夏公的话公允可信，但何独只举广陵潮而不及其他，我未曾请教。
手边正好有一本李涵秋逝世当年11月出版的纪念册李涵秋贡少芹编着，上海天忏室出版部出版和半本沁香阁诗集上海震亚图书局1927年10月印行。这半本是指本书的下册，当时我从旧书摊上捡来时就是残本。
幸好其中附有一组“涵秋荣哀录”，亦是纪念作家的有关文献，可补李涵秋一书的不足。诗集收了李涵秋自17岁至26岁时写的诗。此后，他结束了湖北教家馆的游幕生活，回到故乡扬州即不再写诗。抛开他的少作不谈，最见精神和文采的还是他在湖北时期的诗作，大体已收在他诗集的下册里。
其中有灯下着广陵潮说都有作，可见他执笔时的环境和心情：“冰落银床枕席空，笔花茶火夜深红。虚庭帘织来蛸雨，古屋灯翻蝙蝠风。论事须超功罪外，对人常在醉梦中。世情参透从何说，画鬼应怜画太工。”凡是认真写书的，多恶官场生活，李涵秋也不例外。请看他在席中赠报界诸君子想有同感中写道：“吾舌吾所有，宁能媚公卿。岂为遭世忌，兼欲负狂名。”又出愤语：“文人无行成常例，不媚公卿枉读书。”所以朋辈中有涵秋善骂之说。对此他不欲多言，作诗加以表白“我已决意不复骂矣”，“于我夫何有，心慕归巢禽。有舌可嚼肉，有手可操琴。何必纸与笔，与世徒商参。”他不想妥协，只好回故乡，并作自嘲明志：“不涵春意只涵秋，当日题名已足愁。文字媚人同妾妇，酒旗误我不公侯。侧身天地一红眼，几度星霜催白头。但说莼鲈风味好，江南曾未有归舟。”有人劝他不必如此沉痛消极，甚至可以把名字中的秋字改掉，他作涵秋字说为答：“秋士能悲，悲固有能有不能乎。若悲则予之所能也，然而幽郁之气激者伤矣，因名涵秋以自警，他日所造其即在白鸥红蓼之乡乎，爱余曰，或曰汉秋，或曰延秋。质之秋风，秋风不言。”他并不想改名，然而排遣不去的仍是心中的一片秋意。
在扬州他靠卖文为生，说部多有，似乎都没有超出广陵潮的高度。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一方面逃避了世间纷争，一方面也就脱离了生活，创作的源泉便随之枯竭了。起初，他还能出入于扬州的酒肆茶楼，从“贩夫走卒，黄童白叟”的街谈巷议中寻取营养，描摹世态。后来闭门书斋，连茶馆酒楼也已绝步，若想完成惊世之作就难了。据李涵秋一书的作者提供，他晚年写作，只靠“里中贫无聊赖之好事者代为探访。凡有报告，以事实新奇与否定价格之多寡，计酬资约分三等：甲三角，乙二角，丙一角。有特别者则予最优之奖金五角。”呜乎，以此召引新奇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难说无聊之徒不会为奖金而胡编乱侃，李涵秋即使有生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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