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三层大楼这更引起了笔者儿时的回忆。
天祥二楼
天津没有像北京琉璃厂那样古老的旧书集散地，似乎自清代以来刻版印书的风气也不盛行。“五四”以后北京出现了像东安市场那样的商场书肆，我不敢说天祥商场是否受了北京的影响，从初建的那一天起，便把二楼设计为书摊的集中地，至少在三十年代，这里已形成了购书中心。当代藏书家黄裳，抗战前还是一名南开中学学生的时候，便从这里起步搜罗版本了。诗人辛笛告诉我，当年他在天津也常去那里淘旧书。
相邻的劝业商场也有两家卖书的，却远远比不上天祥二楼的规模。这里不仅绕二楼一周尽是书摊，连三楼也有两家，其中一家还是专门经营西书的。
不过就我的记忆所及，这里始终显得很冷落，读者寥寥无几。我上中学时，有时下午逃学，常往这里跑。我把此地当作开架的图书馆，是我获取知识和搜集绝版书的最好去处。
我不认为这里的书摊主人有多么高明，但是若想从这儿购买进步书刊乃是举手可得的事。不论是哲学、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着作，还是其他国民党查禁的书刊，只要你细心寻找，总会有所发现。我在这里见过蒋光慈、胡也频的小说和诗集，也见过郁达夫的全集和田汉的戏曲全集。抗战胜利后，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被害后的纪念集，也赫然摆在书丛中。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四世同堂、志摩日记、围城等，我都得自这里。包括耿济之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四本一套的卡拉玛助夫兄弟们，外加那个漂亮的纸盒封套，当时都带给我不少喜悦。当然也有羡慕已久却无力购回的书，比如四厚本黄色封面的静静的顿河，用精致的纸匣装置的鲁迅三十年集即是。我也奇怪，按说天祥商场二楼的这种文化氛围，与建立这个商场的宗旨怕是格格不入的，可是当事者竟长期容纳了它。是时代潮流的进步不可阻挡，有心提高商场的文化品位呢，还是整个商业的不景气使它的主人也无可奈何
当然，旧时天祥商场的书肆也并非那么纯洁。我高中的一位同班同学，从那里偷偷地买来了伪造的张竞生博士的性史。从三楼卖电影明星和风景图片的摊子上买来了成套的春宫照片。如果你站在他们的摊前不想离去，摊主会轻声地主动问你：“要看性史吗”
我至今保存完好的抗战胜利后、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文集单行本，以及几本历史剧，也都得自这些书摊。当时我们高二级的国文老师黄振镛先生，在给我们讲屈原的离骚以前，先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来讲郭老的话剧屈原。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一课。他带到课堂上来供我们参考的那本屈原，也正是我已购存的同一版本，当时我那种得意的心情至今犹能回味。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购得三册战前施蛰存和康嗣群编的文艺刊物文饭小品，实得其半，不久回津探亲，又在天祥商场得到了所缺的另外三册，正好凑成一套。我可不信神佛，但冥冥之中似乎又有哪位书神于暗中给以助力，想想也有趣。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袁水拍、陈笑雨同志率队到天津参观自由市场，在皇宫饭店住了一夜，我忙中偷闲地还是去了一趟天祥商场的旧书店。那时个体书摊早就没有了，只有一家国营旧书店，我有幸买到了几本稀见书。一是俞平伯线装诗集忆，一是袁水拍在抗战期间印的土纸书冬天冬天，还有一本是天津大公报原藏、联华画报在阮玲玉自杀后印制的纪念集。此后，我便与天祥商场的书肆无缘了。若是旧书店仍在，我想它也敌不过时新商品的冲击，就像北京东安市场残余的那家旧书店一样，不过是形同虚设而已。
历史的变迁已是人力无可挽回的了。听说北京的东安市场和天津的天祥商场，近期将要全部推倒，与外资合建新的商场。当万人欢呼现代化的新型购物中心行将出现时，我却来重温早已消逝了的书肆旧梦，难道仍想为它争得一席之地不成
我与旧书店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已经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一本小画册鲁宾逊飘流记吧。记得每逢春季，书店便到学校来设摊卖课外读物，而卖书的店员们则一律长袍马褂，像来参加什么典礼似地颇为隆重。此为平生接触贩书者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贩书者的形象却记忆犹新。他们贩卖的是文化，人亦文质彬彬。
1950年夏，我移居燕市，因忙于工作、学习，东安市场的旧书店虽近在咫尺却难得光顾。到了1956年风气有变，我又当了副刊编辑，才开始重温旧好，从此与旧书店更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来也可怜，那时加上我从天津运来的旧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版本，也不过是一书橱而已。当初进京时，不知怎么来的那股“左”劲，要跟一切旧物决裂，旧书旧刊全扔在天津了，害得我后来再一本本地补购，至今未能补齐。我主要是搜寻新文学的绝版书，在旧书店见过一些访书的名人，如廖承志、胡乔木、李一氓、邓拓等。常见的熟人则有阿英、唐弢、谢国桢、路工等藏书家。当然，也结识了几位老店员，加上叫不出名字的，见了面倒挺熟。我常向这些贩书者请教，他们摸了一辈子的旧书，谈起来头头是道，让人爱听。说句大话，他们过目的书，怕比一般大学教授见的还要多。当年嗜书的学人，哪一位没有结交过这样的书友
来一趟书店，有时也未必能买到合心的书，但是能与贩书者聊聊也很开心，至少可以知道一点书林掌故，懂点买书的知识。你若想找一本较冷僻的书，只要向他们报个书名，他们马上就回答：“见过，见过”即使手头没有，日后也许会在库房里给你折腾出来。你高兴得连连称谢，他会说：“货卖识家，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您说，这生意做得有多文雅。
我总记着鲁迅先生对琉璃厂的贩书者怀有好感。他在怀念李大钊同志时，形容李的模样：“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因此他说李既像文士、官吏，也像商人，而这样的商人只能在琉璃厂的旧书铺、笺纸店中才能找到。鲁迅在野草的死后里，又生动地描绘了琉璃厂送书上门的那些聪明能干的书铺小伙计。他们打开包袱，可以跟主顾滔滔不绝地谈什么明版的，嘉靖黑日本劝你留下来。书是商品，卖书也是经商，可是这又是个特殊的行业。琉璃厂是个有文化传统的地方，也是个有书香魅力的所在，贩书者应该永远保持着身上的那种文气，应当把买书人视为书友。千万可别一问三不知，或是冷冰冰地报个书价，收钱，开票，然后就“拜拜”啦您哪
四十年来，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来自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什么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这种情分我是忘不掉的。
说句实话，有时做梦还在店里挑书，而且还是多年不见、正在找的一些版本，尽管醒来空空，觉得做这样的梦也挺好。
书帐
我常常买旧书，的确没有想到要当藏书家，至今亦无个人的藏书全目或完整的购书帐。不完整的书帐，则在1970年至1975年有所记载，也未必全。
今天偶然翻出来，似乎还有点可谈的。
鲁迅先生有书帐，并且是编年式的，平日载于日记中，年末又有详目。
除了书名，购书年月及书价具备，前后记了24年。个别年份还作了附言，发些议论。
我那几年的书帐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引起个人的一些回忆而已。此外，重看当年的书价，再与今天一对比倒也有趣。比如1970年全年，我购书只用了23元2角1分钱，其中一本鲁迅逝世那年在燕京大学出版的纪念册，当为稀见的版本，我却以1角得之。现在如开列个详细的书单，介绍几种难得的书，不是如同说梦了吗。
1971年似乎是我购书的丰收年，共用去114元5角。平均每月近10元，可以买到几十本书，现在就难了。其中颇有若干种值得一记。如当年作学生时欲购而无力得之的四厚本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竖排、黄色封皮本，以3元购得。当时曾有一种实现梦想的喜悦。原书扉页上还盖有“安娥”的印章，证明这本来是田汉夫人的藏书，亦现代女作家的签名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大略，北京大学线装铅印讲义本，是新潮社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身，当为世间稀见的珍本，我以1元5角购得。但，最不平常的是竟然购得郑振铎先生着的自用本中国文学研究上中下3册。我为获得此书而大喜过望，同时亦顿生感慨，当时破例地在书帐上写下一段小跋，今录如后：“1971年5月21日上午，与姚君同赴海王村中国书店看书，先得解放后出版的有关鲁迅研究的小册子数种，多为50年代印，早已绝版。又得国庆1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印本西厢记一册，重磅道林纸精装，以前未见过。姚君得武术旧书若干册。开完发票后，忽见架上有中国文学研究3册，每册扉页上均盖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封面右下角又各有西谛自用钢笔书，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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