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经济状况，门阀谱系，两人差异很大，但“东门犬”“、华亭鹤”带来的快乐，却是同样的。而且，相隔五百年这两位，那融化在血液中的权力基因，到时候开始发酵，开始膨胀，开始不安分，开始不那么规矩道理起来，也是不约而同的。
有一天，据《史记》载，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于是，上蔡这巴掌大的县城，对他来讲，就是“厕”而不是“仓”了。凡知识分子，无论其出身雅贵，或来自鄙俗，总是看到自己的毛重，而不看自己的净重，总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恭维，而很少能实事求是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都自视甚高。于是，他让他的老婆烙了几张河南人称之为馍的大饼，上路了。
后来，西去秦国，他发现那里的锅奎，才是最适宜携带的干粮，这种不霉耐存的食品，是秦国军人具有持久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估计，欣赏锅奎的李斯，必定是羊肉泡馍的热烈爱好者，否则，不会西去咸阳数十载，不回他河南老家一趟。前几年，经韩小蕙女士的鼓吹，文学界有陕军东征之说，兵马俑的后代们，很风光了一阵。因而我浮想联翩，没准羊肉泡馍比河南的烙饼，更助文思。隶属豫军的李斯，在上蔡蛰伏时，连文学青年也不是，后来，到了陕军地界，成了大作家，也就不必奇怪了。
《古文观止》里收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很棒。小时候被家长的戒方镇压着，也曾背得滚瓜烂熟过的，当时并不懂得文章的好处何在，但秦始皇从善如流，收回成命，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暴君未必全暴，英明之主未必全部英明，这大概是我最早学到的一分为二法。李斯一开始，并未想投奔秦始皇，他虽有不当“厕”中之鼠的志向，但找一个什么样的“仓”中吃食，起点是相当低的。所以，告别父母妻子，往东而不是往西，磨穿了好几双千层底鞋，朝山东苍山走去。这就是农民的李斯，那种庄稼人播种时的小心眼，小算盘，小天地，小格局，小农经济的小家子气了。后来，我也发现，包括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导演，社长，总编，厂长，主任，老板，经理，都得等到小苗从泥土中冒出尖来，看到了希望，尝到了甜头，才敢放开手脚，才敢不顾一切，才敢胡作非为，才敢无法无天，一步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起来。
那几张老婆烙的干馍，早已霉得可以做大酱了，他也舍不得扔掉，在兰陵郡的名儒荀卿学塾里，含辛茹苦，只是想混一张文凭，将来到都寿春，在楚国政府里，弄个处级干部当当，也就谢天谢地了。谁知新来的同学韩非，在学塾中大讲国际形势，超级大国，合纵连横，战争和平之类的话题。当然也不乏黄段子，短信息，桃色新闻，小道消息，让李斯顿开茅塞，大开眼界。农民通常保守，但一旦接受了新事物，开化的速度更邪性。所以，近年来许多极新锐的作品，出自极农民的作家笔下，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李斯觉得时机到了，对荀卿说再见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楚国这个“仓”，再大，也大不过秦国，那里才是他这样有抱负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干的所在。权力基因驱使着他“西说秦王”，他相信，凭他三寸不烂之舌，弄个一官半职，当不难。因为自古以来的城乡差别，受教育程度，疏离于政治文化中心，缺乏社会基础和人际关系，像上蔡县出来的这位知识分子，获得权力的几率，较之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势必要低。所以，在权力场的争夺中，对于渴嗜权力而机遇不多的乡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险意识，更多投机心理，也更多赌徒思想，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悖背做法，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非常行径，李斯也比他人更无顾忌一些，按劣币驱除良币的定律，他在秦国权力场的斗争中，倒容易处于优势地位。
就在这种权力场中的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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