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推许的名流郭林宗死后，“四方之士七千馀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也就知道他的文章在学林中被高看的程度。蔡中郎也不遑多让，众望所归，挥笔立就，竣稿后，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吾为碑铭多矣”，傲气中表露蔡邕自矜其长的疏狂，但看到王逸所作的《灵光殿赋》后，因为早先他也有做这篇赋的打算，“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这种自省，也可看到他不护己短的胸襟。但是，正如屈原深爱着他的楚国，而楚国却并不爱这位伟大诗人一样，极具才华的蔡邕，却被憎恶大师、难容大师的平庸社会，推上了死亡之路。
提到蔡邕的死，必然要涉及到两个人，也就是《三国演义》开始时就出现的董卓和王允。这两位，一为武将，一为文臣，一为丘八，一为书生。按道理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蔡伯喈有一百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董也有过要杀他的意思。然而，杀人如毛的军爷，却对这位大师，表示出一个大老粗干部对于知识的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相反，与蔡邕同是知识阶层，同是文化精英的王允，却被女人般的嫉妒心所控制，对比自己强许多的同行，略无顾惜，毫不怜悯，蔡本人央求也不行，大家说情也不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就把他推下去杀了。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如果说投江的屈原，算作领衔人，也物，杀头的蔡邕，该排在死鬼榜的前列。世事难料，应该杀他，而且精于杀人之道的董卓，没有杀他；不应该杀他，而且说实在也不大精于杀人的王允，却下令将其处死。由此可见，文人要狠起来，有时候比武人更杀气腾腾。
于是，纪晓岚的一篇谈狐的文章，就很具针对性了。
有客问狐仙：您老人家已经道恒通天，修得仙体，还有您觉得可怕的什么吗？狐仙答曰：万物相生相克，岂有不怕什么的道理！客又问：若是如此，那您老人家最害怕什么呢？狐仙直白道出一个字来，曰：狐！客大不解，并大惶惑，问：既是同类，何以畏之？狐仙发表了一通很精彩的言论：“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客人闻之咋舌，想不到同类竟是如此可畏！
因为纪昀也被同类陷害过的，他有位姻亲在山东做官，出了点问题，这位老先生嘴快，透过风去，要他们检点些。好，那些嫉恨他的家伙，抓住一点，不及其馀，将其牵扯到这宗案件里，有口难辩，只有认账。最后，被罚往乌鲁木齐效力。经过这次没太受罪的充军，纪晓岚对同类的认识，可谓深有感触焉！
成精的狐仙尚且畏惧同类，何况乎凡夫俗子的我们。
记得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我也叨过同类的光，一位不大的戏剧家，一位很大的文学家，像甲鱼似的，咬住一口，决不撒嘴，差点要了我的命。所以，这些年来，在文坛冷眼观察，同类之间，若是旗鼓相当，量级相等，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绝不惺惺相惜。因此，差不多水平的作家，有可能成为盟友，不会成为朋友。尤其是只有一份利益的时候，你得了，我就光头，我得了，你就零蛋。或者，一口陷阱在前，推我进去，你就活命，推你进去，我有生路。这时候，就必然成为相残、相整、相角力、相厮杀的死敌。这就是多年来甲鱼咬人的老戏文，不断上演的缘故。
幸好，纪晓岚学问淹通，有一点类似蔡邕在东汉末年学林中的领袖群伦的地位。于书无所不袖读，三坟五典，诸子百家，稗史演义，方术五行，他不但读得要比别人深入，还能读出他的见识。出自他手的《四库提要》，“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持论简而明，修词淡而雅，人争服之”（昭梿《啸亭杂录》），便是雄证。这位才华出众的纪大烟袋，走运的是碰上乾隆，换个别的文人，他就不会如此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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