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祢衡,孔融,崔琰,杨修...
在封建社会里，握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文字狱。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对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少、产出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纳、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位。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不肯服膺于他的知识阶层的精英，曾经表现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一刀下去，脑袋掉了，嘴张得再大，喊不出也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狗屁影响？
所以，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东临碣石有遗篇”，都赞叹过的，颇透出古今两雄惺惺相惜之意。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以写作的帝王级人物来讲，清代乾隆一生写了四万首诗，一句也不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杰的豪爽，也有诗人的浪漫，后来的历朝领袖，未必能有此等投资文化的气概。蔡邕的图书文字已被战乱毁坏，他还让她把能记下来的，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建安年间，在他统治下的许都，文学活动相当热烈，他不仅支持，还亲自参与。《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有过这样一段记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这当然是曹操的功绩。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君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曹丕、曹植是不遗馀力的倡导者。而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幹、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刘勰距建安约二百来年，他笔下的这段文坛盛事，应该是可信和准确的。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曹操有首《蒿里》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知识，仇视文明进步的特点，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生养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两袁、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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